【原创】宦官之权 1
　　宦官，又称太监（明朝后的称谓），一般指皇帝身边的被阉割过的男性侍从。在此应该注意到两点，一个是一定要是被阉割过的，假如未被阉割，那怎么都不能称为宦官，象秦代的???保?那是绝对的假宦官；第二，宦官是侍侯皇帝或王这些统治者的，当然世上有些人是阉割过的，或自宫或被迫，但是他们不是侍侯皇帝或王，那就不能被称为宦官。虽然这两点是很简单的，读者大都知道，但是这两点对于我后面说的是很关键的。



　　为什么有宦官这种异类，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的纯洁性而做的，古代又没有什么DNA亲子鉴定，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的纯洁性，为了死后权力不落入外姓手中，更为了自己不带绿帽子，统治者就把一些人（起初主要是年少的战俘）阉割，来当自己的侍从，一来保证自己不带绿帽子，血统可以纯洁，二来一些不适合女性的劳动也可以由身为男性的宦官来做。



　　宦官并非是中国独有，埃及，罗马，波斯，朝鲜都有宦官，当然他们的宦官历史都没有中国长久，宦官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王朝，直到中国皇朝覆灭，宦官这种产物才从中国消失，当然这指的是宦官的形式不再存在，假如说从宦官从肉体上也消失，那要等到1996年晚清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的去世。



　　在此并不想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宦官制度能保持这么长时间，在我看来，古代社会只要存在一个强大的专制皇朝，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洁，宦官制度就一直会产生并保持，不分中外。毕竟在专制帝君的眼中，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洁，多几个宦官又算什么呢，更何况这些宦官并不一定是自己的臣民（明朝初年年就常要求朝鲜进贡宦官）。



　　虽然宦官不是中国的独有，但是宦官对中国历代的影响确实很大，把持朝政，培植党羽，陷害忠良，甚或控制皇帝废立，宦官之权，可以说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会如此？这才是本文想探讨的。



　　首先，我想说明，宦官也是人，古代文人因为宦官的缺陷而把宦官当作洪水猛兽，仿佛宦官就代表着下贱和作恶，这并不是公允的做法，毕竟宦官也有好坏，正如人有好坏一样，其次，宦官因为特有的胜利缺陷，而与常人的心理不同，这也是要正视的。



　　宦官在古代一般由两种方式产生，一种是被迫的，主要指一些被俘被罚的人，强迫其成为宦官，被俘主要是指战争中抓获的战俘选年幼的阉割，被罚的是一些触犯刑法的人被强迫阉割，比如汉代的宫刑，太史公就受过，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选年幼的送入宫中成为宦官，此外外国也进贡宦官，比如明太祖就时常要朝鲜进献宦官（朱元璋一向节俭，也不喜宦官，大概觉得选择国内的男子为宦官不利国家休养生息，就占外国便宜了），气得朝鲜说，此物又不是天生的，你年年要这么多，我怎么给你啊。（朝鲜仿汉制，也设宦官）。还有宫内宦官有时也会收养一些幼儿，在年少时就将其阉割。再一种就是自愿入宫的，因为宫廷有时觉得宦官太少了，就会去民间招募，而有些生活贫穷的就自宫报名，也有些不等招募自宫上门的。明末据传有万余人自宫而求宦官而不得，真不知是说什么才好。



　　先说被迫的，那些年少就被迫净身的宦官失去了性能力，自然是百般不愿，但是又无可奈何，外加世人的歧视，所以心理上总是有些不平衡，当然没权力时他们只好憋着，当有权有势那大可宣泄一番。



　　再说自愿的，被迫的是怨天尤人，抱怨老天不公平，而自愿的那可没办法抱怨，中国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连头发都不能顺意损伤的，而何况性器官，须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连最重视的孝都不要了，那不能不说那些自愿入宫做宦官的人已经豁出去了，诚然很多自愿为宦官的人是生活所迫，但是也不乏为了宦官的权势而去的，假如这些视富贵权势高于尊严的人一旦得势，他为了得到失去的东西，所作所为可想而知了。



　　历朝的权臣奸雄获得了权势，是准备传给子孙后代的，所以他们就算篡位，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希望将对国家的损害降到最低，而宦官不同，因为没有子孙可传，自然没兴趣做什么皇帝，虽然没篡位的可能，但是也没什么顾虑，在位一日，便享乐一天，浑不在乎死后国家残败成什么样子，毕竟不是自己的，也不可能是子孙的，便不珍惜，这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宦官是人，也不例外，所以所谓的“阉祸”一旦出现甚于其他奸臣当道，就是宦官心理和生理缺陷所造成的。



　　当然这样说宦官也太过简单，宦官中也有好人，这是前面也提到的，比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再如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陪他殉国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清末慈禧当政时太监寇连才奋不顾身上书切谏朝廷种种弊政，被杖死，后被梁启超誉为“列宦”，再看张居正，假若没有冯保的支持，他的改革也很难进行下去。即便我们所知道的那位挑拨李白和唐玄宗关系的高力士，也是一心忠于唐玄宗。（据说魏忠贤虽然坏，但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家乡还颇照顾，还喜结交史家，所以说太监也是人，都想要个好名声）



　　事实上，各代的宦官大都受到忠君思想的教育，他们大多数的价值观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忠君，要点权力，发点小财，这和大多数人的思想是一样的。士大夫中有好人坏人，宦官中有好人坏人也是很正常的了。



　　但是，如何保证宦官中的坏人不为祸，这就是皇朝至尊――皇帝的事了。



　　皇朝名义上和大部分情况权力最大的人是皇帝，朝中大多数的权力都需要皇帝通过各种方式如诏书，法令的形式授予各级官僚和利益集团，其中自然包括宦官，而且和其他利益集团不同，宦官是依附于皇帝的，其他的利益集团没了皇帝可以造反自立为王为皇，但是宦官不行，没有了皇帝或皇帝威信扫地，宦官的权力就将彻底消失。（如战乱时期，中央政权失去威信，就不可能出现宦官当政的情况）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宦官的地位就岌岌可危。（最典型的例子是明代，阉祸最重，但是一旦当权的宦官失宠，下场就往往是身死。）所以说皇帝才是宦官当政的根源所在。



　　一旦当权，就自然而然想保证自己的权力，而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就要排除异己，党同伐异，这是身为正常人的那些大臣也免不了的情况，更别提并非正常人的宦官了，一旦拥有了权力，因为前文所说的宦官扭曲的心理。常常造成比权臣要严重的危害。



　　当然，危害什么也不必说的太多，毕竟一些生理正常的人造成的危害不比他们小，而且宦官很多的危害是因为士人的歧视造成或捏造出来的。下文想研究的是为什么宦官能从皇帝手中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宦官，我们知道是皇帝身边的侍从，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天天在皇帝身边，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年幼入宫的皇帝，和宦官天天生活在一起，比起高高在上的父皇母后，任自己差遣，陪伴自己左右的宦官要亲密的多了。开国皇帝因为是自己打下的江山，富有统治经验，明晓历史，深知宦官之祸，而且宫廷里的宦官在这些枭雄看来只是奴婢而已，谈不上什么感情，而后世皇帝则不同，成长于宫中，最亲密的伙伴是宦官，最值得信任的也是宦官。须知，皇帝也是普通人，总有亲疏之别，当大臣和宦官相争时，只要宦官不是犯了罪又被大臣抓住证据，在摸棱两可之间，皇帝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相识十几年几十年的宦官而不是才认识几年几月甚或第一次见面的大臣，一般人大都会这样选择，皇帝也不例外，毕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所以即便宦官获罪证据确凿，不过只要不是什么天大的罪，那些宦官苦苦哀求，追忆自己和皇帝度过的无数日子，皇帝只要心一软，也就手下留情了。而且皇帝也有正常人的毛病，喜欢玩乐，喜欢听好听的话，奉承话，不喜从事每日繁重的政务。而总会一些喜欢察言观色的宦官投其所好，并从中谋取权力。就算有些忠于皇帝，忠于国家的宦官出面反对，但是遭到冷遇，斥骂，被处斩的遭遇，那以后就没人再敢于说真话了。



　　以上是从一般人的心理而言，皇帝对亲近的人总会给予特殊的权力。



　　但是，单纯亲近还不能让宦官获得如此大的权力，不然中国各代都是宦官当政了，宦官获权要有特别的机遇，以下就以中国历代皇朝的实例要探讨这个问题。



　　秦朝：中国第一个一统皇朝就有一个大宦官赵高，而且直接与秦朝的覆灭有关。赵高夺权很大的缘故是因为机遇所致，假如没有秦始皇的暴死，假如李斯不和赵高合谋，假如秦二世不是如此的昏庸，赵高根本不能获得如此大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赵高权倾朝野，很大程度是机遇还有赵高本人的能力，当然，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秦始皇和秦二世对宦官赵高的信任。



　　西汉：在西汉，宦官之祸并不严重，但是成为一个群体的宦官集团已经形成，代表人物是宣帝时掌握实权并形成了宦官集团的石显，弘恭。但是此时的宦官主要在宫廷内部活动，权势还未达到可操纵国政的地步，



　　东汉：是三个宦官为祸严重的朝代（东汉，唐，明）中的第一个，其获得的权力方式很有代表性。汉和帝之后，外戚掌权，常拥立幼帝，方便把持朝政，但是皇帝长大后为了夺权，不得不组建自己的势力，而天天在皇帝身边，和皇帝最亲近的宦官自然而然就是最佳或者说最安全唯一的势力集团。其他的势力夺权后有可能危害朝政，对皇帝再造成危险，但是，宦官不可能有子嗣，不可能做皇帝，当然不会对皇帝的统治有威胁，所以他们是最安全的势力，所以借着与外戚的争权，宦官开始掌握大权，其中以汉桓帝，灵帝两代为巨，当然灵帝末年就是黄巾之乱，少帝死后外戚和宦官相互争斗，后来袁绍大杀宦官，东汉的宦官集团就消失了，而之后进入了我们熟悉的三国时代。这里注意一点，东汉年间，宦官有特别的权力机关直接听命于皇帝，即西园八校尉军，不过实权掌握在宦官手中，这对宦官掌权是很重要的一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期间，除了短暂的西晋一统天下，大部分处于分裂状态下，各大势力关注的是相互之间的战争，而内部的势力斗争降低到其次，内部斗争也是以士族，权臣，皇族之间的斗争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宦官专权的可能性降低，为祸范围不广，时间也不长，这期间宦官比较出名的几个事例就是蜀汉后主时期宦官黄皓得势，再就是北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象东汉那样的宦官当政实在是少之又少。这期间引起后世皇帝注意的是，大多数皇帝任用权臣大将皇族最终被杀被篡位。这段历史对他们不能不带来的影响是：宁用宦官，不用权臣。



　　隋唐：隋朝太短，但是唐朝却是又一个宦官当政的时期，虽然常说“阉祸”最烈为明朝，但是在我看来，唐朝丝毫不亚于明朝，明朝宦官权势再大，其命运也系于皇帝之手，刘谨魏忠贤势力遍于朝野，皇帝一下令，就只有落得抄家斩首的下场，而唐穆宗后宦官竟然能拥立皇帝废立，皇帝对宦官当权的情况只能用一个宦官代替另一个宦官这种方式解决，而朝廷中大臣也纷纷巴结宦官，此时的宦官之权比起明朝不虞多让。



　　唐朝的宦官当政始于安史之乱，之前就算高力士这类被宠信的宦官的权势也有限制，干涉不了太多的朝政，且高力士其人还算对国对君忠诚。而安史之乱后，肃宗为平乱不得不任用李，郭等大将带兵，但是对他们极不信任，毕竟前例尤在，生怕大将夺权篡位，人之常情，也算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过唐朝最终还是毁在掌军大将的手中。）于是开始任用认为对自己忠心而且不可能造反的宦官，或为监军，或直接掌兵，李辅国，鱼朝恩开始掌握着军权，鱼朝恩在安史之乱后执掌禁军神策军，而德宗之后更是专以宦官执掌神策军，这时的禁军成了宦官的特别权力机关，相当于东汉的西园八校尉军。掌握了军权，就等于掌握了中央，（唐朝虽说藩镇割据，但是藩镇之间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中央又几次动兵镇压几个犯上者，所以说唐朝虽有藩镇，但是中央之权还是稳固的，不至于东汉末年那般，这除了忠心朝廷的一些大将，神策军也屡立奇功，如公元783年剿灭泾原叛兵一役，不过也就是那之后神策军兵权落入宦官之手）朝中的大臣也多与宦官勾结。



　　这里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唐朝宦官的名声似乎不算很糟糕，宦官可以掌兵权，也不是很受反对，大臣也不以与宦官结交为耻，朋党之争时双方更是争相巴结宦官，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时王叔文和李训那些人想除掉宦官，但是也有很多的大臣站在宦官这边，这一方面是因为宦官权势太盛，另一方面，当时的世人还未形成对宦官的极端仇视也是有关系的，在当时人看来，宦官只是一种势力集团而已。二是唐朝宦官和朝臣之间的关系，唐朝宦官掌权虽大，但是有限制的，很多情况下需要朝臣的协助，其中也不乏有才能的大臣，甚至宦官通过大臣向皇帝施加影响。三是宦官此时形成了真正的集团，通过神策军那样的实权机构不断更替，世代把握朝政，连皇帝也无法干涉，只能用扶持宦官中的新兴势力打击旧势力这种办法来解决。



　　五代：战乱时期，宦官很难发挥，唯一在此时期可以看到的也就是张承业这位世上称为良将名臣的宦官了。这一方面证明宦官也有好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五代时期对宦官并无太大的歧视。



　　宋：终宋一代，宦官一直没有为患（徽宗时期童贯，梁师成除外，但是比起东汉，唐明要轻的多了），而且宋朝并不乏宦官掌权者，如李祥做过泾原仪渭同巡检，阶州防御使，李继和任宣庆使、文州团练使，平定保州，贝州，环州兵变；程?P任河北屯田都监，宫苑副使，兼外都水丞，累迁达州团练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以水利能力为王安石所用；高居简以文思使领忠州刺史；苏利涉任达州刺史，历内侍押班、副都知，转海州团练使，再如童贯更是北宋末年的统兵大将，西征羌族，南平方腊（不过史书上说童贯有须，确实是宦官中的异类。）但是这些掌权的宦官与唐朝比起来差得太多。而南宋一代宦官当政的更少，除了高宗初期蓝圭、康履引发苗刘之变外，甚少宦官乱政。到是出了几个权相。



　　究其原因，宋史将其归类为皇帝和大臣监督有效。“宋世待宦者甚严。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惩也。厥后，太宗却宰相之请，不授王继恩宣徽；真宗欲以刘承规为节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摘自宋史宦者列传）



　　确实，宋朝历代对内宫的控制较严，宋代的皇帝大都成年后执政，少数几位年幼登基的皇帝如哲宗也有太后听政，大臣辅佐，北宋的皇帝大都英明仁爱，和大臣关系也不错（除了徽宗外，我觉得北宋的几位皇帝都是不错的皇帝，执政期间政治大都清明，对大臣也仁爱有加，太祖说的不可擅杀士大夫还是很有用的，比起清代的那几位，也就是武功稍差，但是文治则远远超出，假若让老百姓士大夫选择生活的朝代，必定选择宋而不选清）在这种情况下，宦官也没办法有夺权的可能性。至于南宋自从高宗因宦官发生了苗刘之变后，历代皇帝也对宦官刻意打压，象北宋那样的掌握实权的宦官再也没有出现。倒是权臣出现了不少。



　　不过在我看来，宋代没有发生前代的宦官之乱，主要原因有三1.前唐之例尤在，皇帝提防宦官之乱，虽然用之，但是都是个人使用，没有让他们形成真正的集团整体，掌握象唐朝那般专为宦官所控制的机构如神策军，没有这类机构，即便有一宦官权势大，也就是一时而已，不象唐代那般宦官当权形成了传统。2.君臣相敬，宋代重文轻武，对武将待遇确实不好，但是却重用文臣，象神宗与王安石那般相知的君臣关系确实为历代罕见。皇帝通过文臣和武将的矛盾，文臣之间的矛盾，一直控制着权力，这样就没有必要借助宦官之力了。（都说明朝之后皇权加重，但是其实这从宋代重文轻武的时候就开始了，除了南宋初年，其他的时期皇帝大都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毕竟控制只会握笔杆子的文人要比掌握兵器的武人容易的多）。3.运气时势。虽然有前面的原因，但是宦官，尤其在北宋年间的宦官还是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假若皇帝或执政的太后不理朝政，宠信宦官，还真的很难说宦官会不会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固定的权力机构掌握朝政，事实上徽宗时期已经有了影子，童贯，梁师成已经权倾朝野，不亚于蔡京，童贯更是执掌大军，倒似唐朝的鱼朝恩，假若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只是金兵入侵打断了这种可能，南宋也吸取教训不再重新宦官。



　　元：元朝的政治可说是一塌糊涂，大臣之间，帝后之间，民族之间，矛盾重重，宫廷内部争斗频繁，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宦官，如朴不花就插手废顺帝立太子为帝的阴谋。但是元朝历时太短，权力斗争太过于频繁。而元朝的制度很多有蒙古族的习惯，不是宦官所能控制的。以后的清和元相同，亲族关系相当浓厚，皇帝相信族人远甚宦官。



　　明：有明一代，“阉祸”极重，虽然权力还没象唐代那样达到可以拥立皇帝的地步，但是也相差不远，尤其以刘谨，魏忠贤为最。尤其是刘谨想谋反，魏忠贤号称“九千岁”，真是宦官中的极品。



　　明朝宦官为何如此猖獗，全要拜明成祖朱棣所赐，本来明太祖朱元璋明令不得起用宦官，但是靖难之役后，鉴于文臣心向建文帝，而太监却支持明成祖（有几个太监偷偷逃出南京密告朱棣南京兵力不足，立下大功，估计是建文帝谨受祖训不用太监的缘故）。反正在明成祖之后就大肆重用太监，把太祖的遗训忘记脑后了（从这点看朱棣还真是不孝顺的人），比如三宝太监郑和，还有



　　再就是设立东厂，本来太祖设有锦衣卫这一特务机关，不过后来年纪大了估计心态也平和了就撤了，朱棣当政后不但恢复加强，还在此之上又设立了东厂，由宦官提督担任，宦官不但拥有了自己特有的权力机构，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和日后主要敌手――大臣交锋的本钱。日后又有了西厂，内厂，分别为宪宗时大太监汪直和武宗大太监刘谨设立，不过这主要是太监集团内部的利益重组和加强，功能类似东厂，而且在汪直刘谨倒台后被撤，不必多说，毕竟有了东厂这一个太监专用机构已经够了。



　　此外，明朝宦官还有一大权力，即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掌印太监比秉笔太监权位要高些，），有权翻阅奏章，有权“批红”，为皇帝代写诏书，（明朝后期几位皇帝都是懒到家的）这是了不得的权力，可以说他们就是皇帝的眼睛御笔，在实权上可以说凌驾于内阁首辅。



　　拥有了自己的特务机关和皇帝的眼睛御笔，一切的权力要素都成型了，唯一剩下的就是皇帝这关了。在英宗之前，太监在皇帝的压制下，还不敢过于放肆，宣宗时有太监不法，干涉政务都是被处斩的下场。到了英宗即位，年幼无知，在几位首辅和太后或死或老病后，就开始依赖大太监王振，也就是明代第一个掌握大权的太监。要说王振其人，作恶倒是不如魏忠贤刘谨那般，不过对明朝的毁害却丝毫不亚于魏忠贤刘谨，土木堡之变京营精锐五十万大军就这样白白葬送（那可是明成祖留下来的国内超级精兵啊，就这样毁了，之后也没力量重建），可称之为古今瞎指挥的第一人，当然自己的性命也丢了，英宗也落了被俘的下场，位子落到了景泰帝手中。之后英宗复辟，居然对这位王振先生（英宗称王振为先生）念念不忘，（两人的感情端是好的很，）而英宗复辟也是有太监曹吉祥的支持，这位太监虽有复辟之功，但是权势远未达到王振的地位，而且日后失宠，不过他的养子曾试图仿效曹魏之事，谋反未遂，最后都被杀。（英宗其人，说实在话，还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虽然复辟后杀于谦是千古奇冤，但是复辟后朝政还算清明，尤其废除宫妃殉葬，很是有人情味，想念王振也可以算是有人情味的表现，但是有人情味不一定是好皇帝。）



　　英宗之子宪宗，他人也不错，平反了于谦冤案，恢复景泰帝号，执政呢，也就是平庸，不算太好，也不太坏，当然这对老百姓说已经是不错的太平日子，边境对北元也拥有了优势，只是宪宗有怪癖，喜欢道术，常不上朝，（明朝皇帝都喜欢不上朝）还喜欢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贵妃，而这个万贵妃性妒，自己的孩子死了就害其他的妃子和皇子，差点使得以后的孝宗没活下来。此时有大太监汪直得宠，设立西厂，专权，屡兴大狱，引起众愤，西厂被撤除，后再建，被起用，大狱少了，但是和朝臣争斗日久，汪直的权势也受到被宪宗宠信的万贵妃嫉恨，最后万贵妃吹了点枕边风，汪直下台，西厂被撤。（可见万贵妃的强势）汪直其人，说实在的，和刘谨，魏忠贤，王振比起来算不上什么祸害，他是被俘的瑶族儿童，在介绍太监来源时，曾说过战俘子弟，汪直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因为覃力朋之案被宪宗赏识重用，设立西厂也是想用他的铁腕手段对付那些有罪之人，公允的说，所兴的大狱倒是抓的都是有罪之人，只是刑罚太甚，权势过重，自己又是宦官，大臣不免嫉恨，迫使他倒台，重新上台后自然和众臣势不两立，他还喜兵，重用王越等名将，对北元用兵也算不错。其人算不上坏宦官，倒台也是因为权势过甚之故。此外宪宗朝还有两位内廷宦官怀恩、覃吉（两人后也在孝宗在位时做了不少事），倒是有敢谏的美誉，所以说并非权宦都是为恶。



　　孝宗在位时，倒是有仁治之称，不过其实他本人也象父亲一样喜好方术，不爱上朝。但是手下的几位大臣宦官倒是不错，后来怀恩死后，继任的宦官作恶，不过大都惩处。



　　之后是武宗，武宗是很有个性的皇帝，生性风流，还喜欢打仗，自己把自己封了一个大将军的号，让大臣真是苦笑不得，有这样的皇帝，也出现了一个想做皇帝的大太监刘谨，刘谨原来是混混，后来混不下去，（估计欠债太多）自阉进宫认刘姓太监为父，自己也成了太监，武宗喜欢玩乐，刘谨等八个太监（八虎）就想办法搞新花样让他玩乐，让他开心，皇帝荒废朝政，刘谨就有了掌握朝政的权力，本来武宗初年元老大臣刘健和原司礼监太监王岳联名请诛刘谨，但是内阁中刘谨党羽焦芳告密，刘谨向武宗哭诉，武宗心软了。心里想想你们这么多年伺候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再被深知武宗心理的刘谨一番挑拨，说什么老臣倚老卖老，王岳这些老太监是嫉妒我们新人。结果形势逆转，刘健等老臣心灰退休，王岳被罢免，刘谨控制了司礼监，党羽控制了东西厂（西厂被他恢复），自己设立内厂，提督禁军。党羽主理内阁，加上武宗不理政事，权势大到被人称为“立皇帝”的地步。其后他排除异己，（东厂西厂内厂都控制在手里嘛）陷害忠良，（他有一大爱好，自己召集百官进宫，对百官指手画脚，还要大臣跪着听他说话。有次在烈日下跪了一整天，大臣中就有人死去）贪污受贿，（不过他也打击过贪污受贿的人，有段时间为了好名声还不受贿了，真叫人苦笑不得）但是最终因为树敌过多，尤其和内廷自己的伙伴太监们关系不好（他和焦芳等亲信大臣关系不错，估计还是以身为太监为耻，不过身为掌权太监不能控制团结自己的群体是一大失策）最终被原来八虎之一后结仇的张永告发，下狱，此时武宗念旧情还不欲杀之，但是没想到抄家搜出了家财万贯，更重要的是搜到了玉玺，玉带。最终激怒武宗被杀。（刘谨倒是第一个想做皇帝的太监，看来他真是以太监之身为耻，有了权力就想要钱，有了钱就要名，最终想做皇帝，刘谨还真是万古第一人也。刘谨死后，武宗仍重用宦官。



　　世宗即位，虽然他喜好方术，后期也不理朝政，但是他吸取武宗的经验，御近侍甚严，监督东厂，撤除在外镇守的内臣，之后40年，宦官不得大权，倒是大臣严嵩得到了权力。



　　穆宗在位六年，甚有政绩，宦官也不见大权大祸。



　　神宗时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与张居正和太后合作，控制朝政，为张居正的变法立下了大功，而且他待神宗甚严，神宗称之为“大伴”，日后张居正死，他自己掌权后对冯保也畏惧三分（神宗性格其实又软弱又贪财，可以想象，假如张居正一直不死，他永远不敢向张居正要权）不过冯保性贪，贪污赢得家财万贯（神宗这点也学到了）二是神宗贪财，设立税监矿监，直接为祸百姓。



　　光宗在位一月，而熹宗喜欢做木工，宠信客氏，权力渐渐转到魏忠贤手中。魏忠贤，和刘谨一样，市井无赖，自宫进宫，后来和客氏是“对食”，客氏为魏忠贤说好话，魏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可叹魏忠贤是文盲）掌东厂，而原来宫内的皇后太监性格软弱，宫内权力已经被魏忠贤控制，他要对付的是朝臣，更准确的说是东林党人。明朝太监虽然权位极重，但是也不能随便控制朝政，需要有大臣的支持，比如刘谨就需要内阁中焦芳的支持，于是魏忠贤也开始在朝中培植势力，形成阉党这样的集团，而东林党人当时控制了部分朝政，不满魏忠贤骄横，两者对抗的结果是东林党魁左光斗和杨涟，阉党一统天下，魏忠贤也开始被人称为“九千岁”势力遍天下。但是不久熹宗死，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当时虽然权势大，但是终被剥夺权力，自杀而死。魏忠贤权势之大令人吃惊，这其中与之勾结的朝臣起了很大作用，自此风气败坏，而且阉党和东林党争不断，朝政荒废，人人争内斗而不理朝务，明朝灭亡很大程度在于此。究此原因，魏忠贤其罪莫大。



　　崇祯虽诛杀魏忠贤，但是朝臣党争不断，内忧外患，最后还是起用了相当多的太监，如北京城防就是由太监控制，作战时一些太监乱中被杀（也算为大明尽忠了）崇祯死后，陪伴而去的只有太监王承恩。



　　终明一朝，太监为患甚深，很大的缘故是因为皇帝不理朝政，和司礼监东厂这两大宦官专用权力机构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司礼监东厂权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太监，也有相当数量的忠心皇帝的太监（毕竟两者相处日久，所谓的皇恩直接感觉的到，太监依附于皇帝。），而且太监之权对比唐朝有废立皇帝这种情况，还是收敛许多，往往是失宠或换了皇帝，太监的权力就被立即剥夺，基本上无还手之力。这主要原因是太监虽然控制了东厂这些特务机关，但是甚少直接掌兵权的，王振是依靠皇帝亲征通过英宗直接下令，汪直喜兵和边将结交，马上被宪宗感觉到，剥夺权力，刘谨虽然说提督禁军东西内三厂，但是因为太监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完全控制，（这也是皇帝刻意的结果，皇帝大都对太监既利用又提防）魏忠贤虽然控制了部分兵权，但是面对皇权投鼠忌器，也是因为他不能真正的保证要涉及谋反废立的情况下，军队能不能站在自己这边。何况锦衣卫不属太监管辖，也是一种制约。再就是明朝的制度完善，宦官不能随心所欲，有些情况下只能通过朝中的党羽控制才行。但是正是因为阉祸太甚，使得国家真正的支柱朝臣武将或灰心意冷，或遭受陷害，更陷于党争。其祸不可不谓之大也。



　　（明朝是个有趣的朝代，不知不觉就写了这么多，以后开专文论述之）



　　清，清朝宦官为祸甚轻，直到清末才有李莲英之流，但是和前代比差的太远，主要原因有三



　　1.他们吸取前朝教训，明令宦官不得干政（当然明朝也有，只是因为明成祖而变）也没什么宦官专用的权力机构



　　2.清朝的皇帝大多成年当政，也都算聪明皇帝，几个年少当政的皇帝也有太后辅政。太监很难专权



　　3.清朝有满族族内用人的习惯，辅佐或顾命的亲信宠臣首选满族人，不太会选多为汉族的太监。



　　综观中国皇朝历史，宦官当政要有以下条件。



　　1.皇帝宠信，这和宦官和皇帝的亲密程度有关，毕竟皇帝是一国之君，得到皇帝宠信就有权力，当然假如宦官集团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如唐朝）使得皇帝也畏惧三分例外，不过赢得皇帝宠信总是比威吓皇帝好。



　　2.宦官专用机构，这是宦官获得权力的合法途径，如汉西园八校尉军，唐神策军，明司礼监东厂。没有这些得到法律和事实认可的实权机构，宦官即便赢得宠信也是一时，不能长久。



　　3.皇帝年少无人辅佐指导或昏庸不理朝政，皇帝宠信还不够，有些皇帝是宠信宦官，但是勤政，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太监也无法从中获利，这样就算坏太监想作恶也不行。



　　有了这三大条件，宦官才能形成东汉，唐，明那般的大权。

先顶，再仔细看

我以为，皇帝宠信宦官主要有几点原因
一个当然是接触多，很多宦官都是从小就跟皇帝在一起，看着他长大的。皇帝又不跟父母在一起，自然对宦官有一种家人般的亲情。
二来宦官被训练成一种特殊的人，他活着的目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要让皇帝高兴。因此他从主观上不像朝臣们那样会反对皇帝的意见，这点也让皇帝心里舒坦。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宦官没有夺位的危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们从心底里是不太把宦官当人的，更不可能认可一个宦官当皇帝。所以，宦官再怎么也对帝位没有威胁，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有了这个基础，皇帝对太监权力大一些不会有太大反感，至少不会有戒心；而且，说不定还很高兴看到他们有可以与朝廷官员相抗衡的力量呢。

老兄几天没发帖，终于又有新作面市拉。

最近几天有活，汗汗，不过这篇文是老文了，很早前写的了。

宦官也是可怜人啊，唉~~~~

【文摘】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
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

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
杜文玉 撰(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教授)
《学术月刊》2000/06，8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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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宦官娶妻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而唐代宦官娶妻成家之风尤为兴盛，不仅上层宦官如此，即使中下层宦官只要财力状况尚可，亦普遍地娶妻养子。宦官是所谓“刑余”之人，本不具备婚娶的条件，所以宦官婚姻问题只是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特殊社会现象。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对唐代宦官婚姻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一

宦官娶妻始于何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战国时秦国王太后曾把“???奔傺宋?宦官”，“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但是???庇胩?后的关系只能算是私通，算不上婚姻关系。秦王朝建立后，大宦官赵高收有养女，有赘婿阎乐，这些都是人们所共知的史实，但赵高是否娶有妻子却未见史籍记载。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后汉书刘瑜传》云：“常侍黄门亦广妻娶。”但是东汉宦官娶妻到底广泛到什么程度？其婚姻关系有何特点？由于史料残缺，这些问题均无法探讨。此外，东汉宦官娶妻成家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批评与谴责，如《后汉书周举传》云：“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说明当时人并不认为宦官“取（娶）女”是一种婚姻关系，反而认为是对女性的摧残与迫害，也说明当时人还不能从心理上接受这种婚姻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从唐代有关史籍及相关资料看，还无发现当时人在这一问题上对宦官提出批评和指责。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由于宦官婚姻关系的普遍存在，人们见怪不怪，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这种社会现象，至少是默认了宦官所建立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存在。

从《新唐书》、《旧唐书》、《全唐文补遗》、《文苑英华》以及唐代碑刻等有关记载可知，唐代宦官婚姻者，五品以上（包括内诸司使中的高级使职）的高层宦官占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宦官占507％。中下层宦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是唐代宦官普遍建立婚姻关系的真实反映。目前尚无发现白身宦官娶妻成家的资料，当然也不能排除此类人中有娶妻情况的存在，不过一般说来这类宦官地位低下，财力有限，即使有人娶妻那也是极少的现象，绝大多数是无力娶妻成家的。总之，凡是有官职的宦官一般均娶妻养子，有的甚至不止一个妻子。通常是当其妻子因故亡去后，往往都要续弦，于是便出现了两个妻子的记载。据《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故夫人赠鲁国夫人刘氏墓志铭》载，刘氏死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另据《杨志廉墓志铭》载，其死于元和元年（806年），志文曰：“继室南宫氏，……痛从凤未几，悲昼哭而旋及”云云（注：以上两志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可见，杨志廉在刘氏死后不久很快便续了弦。杨志廉是唐代着名权阉，位高权重，续弦之速本在情理之中。然中下层宦官也不甘寂寞，如宦官张叔遵、王守琦都是九品的小官，妻子一旦亡故，也同样要续弦（注：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金石续编》卷11。）。可见宦官娶妻风气之盛。在专制时代，达官贵人有妻有妾是常见之事，唐代的宦官一旦发迹之后，有人也起而仿效。《李敬实墓志铭》载：“夫人汝南周氏，次夫人昌黎韩氏，并妇德有闻，令淑昭着。”（注：《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便是一例。李敬实生前任军器使，这是唐代内诸司使中的重要使职，权任颇重，地位尊贵，自然有条件多娶妻妾。

在唐代有内外命妇之制，凡宗室贵戚，达官贵人之妻皇帝皆赐有封号，谓之外命妇。唐代宦官势力颇大，故宦官之妻也有封号，这一点与朝官贵戚并无区别。从石刻资料记载看，宦官之妻的封号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太君等之分。宦官之妻所获封号的尊卑，通常是由其夫权势和地位的高低决定的。如刘弘规任左神策中尉，其妻李氏便被封为密国夫人；梁守谦为右神策中尉，妻韩氏为冀国夫人；马存亮曾任过神策中尉，后任左领军卫上将军，妻王氏为岐国夫人；着名大宦官仇士良妻胡氏，封为鲁国夫人。张元忠任内侍同正员，妻令狐氏封雁门郡夫人；孙志廉为内常侍，地位较张元忠低，其妻赵氏便被封为天水郡君；王公素为湖南监军，地位低于孙志廉，其妻高氏封乐安县君。关于这一点在杨志廉妻刘氏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她先被封为彭城郡夫人，这是杨志廉任左神策军副使时的封号。贞元二十年刘氏亡，这时杨志廉已任神策中尉，于是便赠予鲁国夫人之号（注：参见拙作：《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998年第10期。）。《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云：“夫人宋氏，……从夫之贵，寻封广平县君”（注：《文苑英华》卷931。），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也有特例，如董文萼之妻李氏被封为陇西郡夫人，尽管董文萼本官只是个掖庭局令，按常规其妻不应有如此之高的封号，但因其是权阉董秀之子，德宗时他任卢龙监军使，随同节度使刘济征伐叛镇王承宗有功，备受德宗宠信，夫荣妻贵也就顺理成章了。还有一种母随子贵的情况。宦官杨居实之妻左氏在其夫生前未得到封号，杨死后其子杨彦符（宦官）得到皇帝宠信，“奏加邑号太君。”（注：《全唐文补遗》第3 辑《大唐故赠朝散大夫……杨公故夫人左太君墓志铭》。）宦官之妻的封号通常以其得姓之地取名，如杨志廉前妻自称是彭城刘氏，故先封彭城郡夫人，后赠鲁国夫人。邓某亡妻王氏，“其先琅?e人也”，故封琅?e郡君（注：《邓公夫人王氏墓志》，陕西师大图书馆藏拓片。）。这些都是唐朝固有的制度，就不详述了。


二

由于宦官是刑余之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过夫妻生活，嫁给宦官为妻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自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一切虽无史料直接记述，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碑志资料的字里行间或所述之事中，仍可看到这些妇女或以死与命运抗争，或心灰意冷，遁于空门，或被迫以青春年华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等悲惨的事实。 唐文宗时内侍李某， 于开成元年（836年）娶沧州饶安县尉戴某之女为妻，“天不降衷，当年即世”。 于这年闰五月死去，年仅19岁。戴氏正当青春年华，不会无疾而终，其墓志也没有说明死亡原因，奇怪的是死亡地方不是夫家私第，“而终于长安辅兴坊夫人之私室”。显然是另有原因。李某官至内侍同正员、左神策军副使，所谓“王恩绸缪”，“入侍惟??，出握兵要”（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陇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权势很大。戴某甘愿嫁女，也可能是因官微势寡，迫于淫威。这种婚姻自然不能使年轻的戴氏满意，力拒不成以死抗争并非不可能。在唐代碑志资料中有关宦官妻女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现象较多，大体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嫁于宦官为妻后转而信奉佛教。如大宦官焦希望之妻李氏，“浮图域中，……支提郁起，像法恒存。”（注：《文苑英华》卷931《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还有的是丈夫死后皈依佛教，如内侍雷某夫人宋氏，号功德山居长，丈夫死后，“顿悟空色，了归禅定”，信奉了佛教（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志铭》。）。但是从她这个名号看，显然早在其夫生前已悉心向佛了。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讳晤空，字解脱，有志于佛，其死后遗命葬于香积寺之南院，“建塔存夙念也”（注：陕西师大图书馆藏拓片：《故内给事南阳邓公夫人……王氏墓志铭》。）。王氏的名与字显然不是其父母确定的，因为任何父母决不会给一个女孩子起一个如此消沉颓废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后心灰意冷，转而信奉佛教以求解脱，遂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与字。另一类是直接出家为尼。内侍彭献忠的夫人冯氏，在其夫死后，“仍明心而习静，落发坏服，从哀节空。”从这些话看，似乎冯氏因彭献忠亡故而哀痛，遂悉心向佛，这显然是虚美掩饰之辞。因为后来冯氏又要求出家受戒，经宪宗皇帝特敕批准，赠法名正智，使居于义阳寺（注：《文苑英华》卷932《内侍彭献忠碑》。）。彭献忠是高级宦官，曾任左神策中尉，生前权势颇重，冯氏如要守节，在家悉心奉佛亦无不可，何必一定要受戒出家。可见是冯氏不满这种婚姻，在其夫生前无法摆脱这种家庭，故于其死后借故坚决出家，以脱离这个使她厌恶的家庭。在唐代宦官家族之间常互通婚姻，故一些宦官养女常以出家为尼以抗拒这种婚姻。宦官仇文义共有六位养女，其中五位均嫁给其他宦官，其第二女看到这种情况，遂“剃心为缁”，以求清净度日（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铭》。）。 右神策军副使闾知诚有二女，其长女“夙愿出家，法号雅诠”（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唐故朝仪大夫……武府君墓志铭》。）。在专制时代妇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追求幸福生活无望的情况下，被迫悉心向佛或出家为尼，亦不失为是对这残酷无情社会的一种抗争。

唐代宦官娶妻均选年轻女子为对象，如雷某之妻宋氏出嫁时年仅15岁，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出嫁时为20岁。刘??润之妻杨?E死时54岁，据其墓志载，她与刘??润共同生活了“卅余载”，大约也是20余岁出嫁的（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大唐故弘农县君杨氏墓志铭》。）。凡宦官夫人墓志记其出嫁时，多不写明实际年龄，而多用“年洎初笄”、“笄年”、“及笄”等字句。都是指女子到了可以盘发插笄（簪）的年龄，即刚刚成年。可见都是青春少女，却要陪伴阉人度过漫漫人生，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然而更可悲的是有些女子在其夫死后要青年守节。如宦官乐辅政死后，其夫人成氏年仅26岁，“守志孤孀”（注：《全唐文补遗》第2 辑《□□□□军使……乐公夫人墓志铭》、第3辑《唐故义昌监军使……高公墓志铭》。）。 杨志廉继室夫人南宫氏出嫁仅一年多，其夫就死去了。杨志廉是着名权阉，曾拥戴唐顺宗即位，地位显赫，他续弦自然不会娶半老徐娘，而一定是娶未婚青年女子。高克从在外任监军，回京后不久即死去，与其妻戴氏“别离数载，才获一面，未暇言笑，遽觏丧亡”（注：《全唐文补遗》第2 辑《□□□□军使……乐公夫人墓志铭》、第3辑《唐故义昌监军使……高公墓志铭》。）。唐代宦官在外充使是常有之事，而家室却多在京师长安，故与家人常年分别并不鲜见，也非高克从一人如此。其实，即使常年厮守，又当如何？以上种种状况均可说明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是以牺牲广大妇女的利益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

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十分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其弟元挹“时并引入台省”（注：《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如河间人吕玄晤在长安为刀笔吏，其女容貌美丽，被大宦官高力士娶为妻，吕玄晤因此官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后吕玄晤妻死，因高力士故，“中外赠赙送葬，自第至墓”，车马相望不绝（注：《新唐书》卷207《高力士传》。）。可谓荣耀一时。

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如内常侍、教坊使王日盈之女嫁给宫教博士梁某为妻；内给事仇文义共有六女，“长女适内仆丞李氏，……三女适内府令陈氏，四女适供奉官内常侍王氏，五女适宫闱丞崔氏，六女适内仆丞严氏。”除一人外，其余全都嫁给了宦官。宦官朱某有二女，长适濮阳吴氏，次适彭城刘氏。另据《吴全缋墓志铭》载：“公即濮州濮阳郡之望也。”朱某长女很可能就是嫁给这个家族。吴全缋曾祖、祖父、父亲、兄弟、子弟皆为宦官，只是不知她嫁给了其中的哪一位。吴全缋夫人是李氏、刘氏，但他是在宣宗时入宫的， 而朱某夫人赵氏死于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其女在赵氏生前已出嫁，故很可能嫁给了吴全缋的父辈中的某一位。还有一种情况即宦官后裔又与其他宦官家族通婚。如宫教博士魏公乃之妻韦氏，其曾祖韦守宗任左监门卫将军、弓箭库使，为高级宦官，其祖父为扬州录事参军，父亲为左金吾卫长史，均不是宦官。韦氏不仅嫁给宦官为妻，其养子魏孝本也是宦官，任内府局令同正员。魏孝本的祖父任如京使判官，曾祖为弓箭库过益，故魏氏家族是一个宦官世家（注：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铭》。）。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就暂勿多言。

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如王怡政夫人刘氏，其墓志云：“夫人三代高道不仕。”说明其家是世代平民；杨居实之妻左氏，“父高尚不仕”，也是平民家庭出身；宦官雷某之妻宋氏，“曾祖琛，祖通，考神庆，并有才无位，积行累德。”（注：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可见亦是平民之家。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


三

在唐代有权势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联姻，卵翼亲族，从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人论及，故有必要作一分析研究。

杨志廉家族是唐代着名的宦官世家，从其父杨延祚起，直到五代后唐时止，这个家族一直地位显赫，专权擅政，绵亘一百数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三人次出任枢密使，把持中枢机要之权，史称“世为权家”（注：《新唐书》卷208《杨复恭传》；另参见拙作：《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同前揭1998年第10期。）。在这个家族中，不少人都与其他高层宦官通婚，如杨志廉夫人刘氏的墓志云：“夫人在家所从皇内侍讳守志，……及笄，……归于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特进、行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杨公志廉”（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刘氏之父刘守志官至内侍，当是高层宦官无疑。杨志廉之兄杨惟良之女杨?E为神策军副使刘??润之妻（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大唐故弘农县君杨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润本人就是高级宦官。另据《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者内常侍……刘公??墓志铭》载：“父光奇，皇任开府兼内侍省监。……（公）有子四人：长曰仕品，勋上护军；次曰仕??，勋上轻车都尉；次曰仕德；次曰仕佶。”（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刘???擞肓???润连名，刘??润共有五子，即仕品、仕??、仕侗、仕僚、仕份，其中四人为宦官，又与刘???酥?子连名。杨梃死后，葬于长安城外龙首乡龙首原之旧茔，刘???艘苍嵊诖舜Γ?附于大茔之侧，可见这里是刘氏家族墓地。这一切均证明刘???擞肓???润为兄弟关系，刘???四怪舅灯湮?刘光奇第四子，则很可能是刘??润之弟。刘???吮竟傥?内常侍，先后充任过五坊副使、飞龙副使、鸿胪礼宾使、辟仗使、监军使，死后赠右监门卫将军，也是一个权势不小的宦官。这个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当为其父刘光奇，永贞元年，顺宗卧病不起，王叔文等执掌朝政，刘光奇与刘贞亮、薛文贞等宦官拥立宪宗为太子，尽逐王叔文之党（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记刘光奇为刘光琦，当依墓志为准。）。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刘???四怪炯橇豕馄婀僦拔?内侍监，此事史籍不载，可补其缺漏。内侍监，正三品，自玄宗设置以来，只有高力士、袁思艺等极少数宦官充任过，连杨志廉也不曾任过此官，刘光奇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且杨志廉与刘光奇为同时代人，两家联姻，其势力必然更加膨胀。

《仇文义妻王氏墓志铭》载：“夫人曾祖父讳彦卿，祖父讳献捷，终内仆令。尔考讳进兴，终浙西监军使、朝散大夫、内寺伯，赠右监门卫将军、赠紫金鱼袋。长兄士则，内府丞致仕。兄，特进公元宥，累更重寄，今为内枢密使。惟仇氏、王氏，家声赫弈，枝派蝉联，世嗣忠贞，共建勋绩。”（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 ）仇文义官至忠武军监军使、内给事、赐紫金鱼袋，据笔者考证其是着名大宦官仇士良之叔父（注：拙文：《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故志文曰：“惟仇氏、王氏，家声赫弈”云云。至于王氏家族从上引志文看，也是一个宦官世家，仇文义夫人王氏之兄王元宥，地位尤为显赫。王氏墓志撰于武宗会昌元年，时王元宥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右神策军中尉，掌禁军兵权。这个家族不仅与仇氏家族联姻，而且还与当时另一宦官世家马氏家族通婚。《马公度妻王氏墓志铭》载：“皇唐凤翔监军使、特进、守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马公公度夫人王氏，……弈世载德，生我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开府公元宥。夫人即开府公之第二女也。”（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可知墓主为王元宥之女。马公度官至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在宦官中地位已经相当高了，他任监军使的凤翔是京西重镇，非皇帝信任的宦官不得充任。据志文，马公度有子七人，其中六人为宦官，长子马师玮，官至内寺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地位已非同一般。其余诸子除第五子任检校国子祭酒、侍御史外，其他为宦官者皆赐紫、赐绯，已具有相当的地位。

大宦官之间的联姻并不限于以上所述。另据《孙希岩妻刘氏墓志铭》载：“彭城郡夫人刘氏，九兄福游，随、饶两州刺史。十一兄福仙，左卫将军。七姊鱼军容之妻，国夫人也。八妹即行内常侍孙希岩之妻也。”（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孙希岩世系不详， 与他同时代的宦官有孙荣义者，德宗时任右神策军中尉，权势很大，“怙宠骄恣，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 多附丽之。 ”（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吐突承璀传》。 ）孙荣义的《神道碑》收入《全唐文》卷四九八。据碑文载：孙荣义有兄有弟，可惜未记名讳、官职、不知是否与孙希岩有某种亲属关系？从上引志文看，孙希岩之妻姐为着名权阉鱼朝恩的妻子，则孙希岩与鱼朝恩为连襟关系。孙希岩妻刘氏之兄刘福游官至刺史，当不是宦官；另一兄刘福仙，仅从其所任的左卫将军官职看，还不能断然否定他不是宦官，因为在唐代宦官充任诸卫将军的大有人在。从这些情况看，刘氏家族也是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家族。

据《第五玄昱墓志铭》载：“夫人彭城郡君夫人刘氏，……嗣子太子左赞善大夫国进等。”（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五玄昱是与孙希岩同时任职的大宦官，其妻封号彭城郡君，与孙希岩妻的彭城郡夫人之封号相同，按照唐朝凡封邑取得姓之地的规定，两人应为同一籍贯，且都姓刘，从孙希岩妻的墓志看，其姐妹颇多，又是同时代人，故两人很可能是姐妹关系。刘氏家族是否为宦官家族，由于史料残缺尚不好断然确定，但从其家与这些宦官家族的密切关系看，极有可能也是一个宦官家族。唐代刘姓大宦官家族不少，由于史料的缘故，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到底属于哪个家族？只好留之待考了。对于与其联姻的第五家族有必要略作介绍。从《第五玄昱墓志铭》看，他曾监李抱玉军与安禄山叛军作过战，立有大功，死于大历十二年（777年），最后的官职是河西陇右副元帅并怀泽潞监军使、镇军大将军、左监门卫大将军，封开国侯，是一个地位相当高的宦官。墓志只记载了其一个养子，此人不是宦官。从“嗣子太子左赞善大夫国进等，号天以哀”一句看，其子当不止一人。史籍中记有宦官第五国珍，在宪宗时任右神策军中尉（注：《旧唐书》卷15《宪宗纪》。）。其既与第五国进连名，入仕又晚于第五玄昱，当是其另一养子。僖昭时期有一宦官第五可范，先后任过御食使、左神策中尉（注：《资治通鉴》卷263。）。 是否是这一家族的后世子孙，还不好定论。

在众多的唐代碑志中，记载有许多宦官的养女，只记其嫁于某地某氏，如果详考还可以寻出不少大宦官之间联姻的线索来，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焦仙芝墓志铭》云：“有女一人，适阴山吐突氏。……长自盛门，嫔于高族。”（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焦仙芝的祖父为房州刺史，其父为右卫大将军同正、知内侍省事，其弟为内常侍、武德使，焦仙芝本人任内寺伯，志文说其女“长自盛门”也不算夸张。她所嫁与的吐突氏，既是“高族”，地位一定显赫。见于记载的唐代达官中姓吐突者仅吐突承璀一家，他是宪宗朝最有权势的宦官，任左神策中尉，曾任统帅率大军讨伐过河北叛镇，在宪、穆二朝交替的斗争中，承璀为另一派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所杀。敬宗初年，在当时的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支持下得到平反，其子吐突士晔约在此时又得到任用（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吐突承璀传》。）。 到宣宗初年，士晔被提升为右神策中尉，《东观奏记》卷下云：“上即位，追感承璀死于忠义，连擢其子士晔至显贵，为右军中尉，开府仪同三司、恩泽始终无替焉。”上引墓志撰于武宗会昌四年（844年）， 吐突家族早在此前已平反昭雪，故焦氏才乐意将女嫁于其家。吐突本胡姓，所以志文称之阴山吐突氏。与吐突士晔同时的还有一位宦官吐突士昕（注：《册府元龟》卷669《内臣部谴责》。），二人连名，当为兄弟关系，只是不知焦氏嫁给的是他们中的哪一位。

宦官世家形成的结果，必然是世代盘踞宫闱，养子凭借其养父的权势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间的联姻尤其是高级宦官之间的联姻，则容易形成“枝派蝉联”，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渗透着浓烈的政治因素。


四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亦有许多要求，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重视门第。在碑志资料中有大量宦官炫耀妻族门第如何高贵显赫的记载，就是这种择偶观念的反映。如杨志廉夫人刘氏的墓志开首就点明，“其先系于累，昌于夏。洎留秦而复姓，亦得汉而命国。庆流厥后，代生贤明。”（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 ）意为其家是汉朝刘氏之后裔。刘??润妻的墓志云：“夫人弘农杨氏”（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是说她家为汉代杨震之后。如果说这种记载是有意攀附之嫌的话，那么唐肃宗将旧士族元氏之女指配给李辅国，则完全是出于元氏门第高贵的缘故。中层宦官也颇重视门第，如武自和之妻姚氏，系“衣冠盛族”（注：《全唐文补遗》第2 辑《唐故朝仪大夫……武府君墓志铭》。）。一些宦官由于地位不高，无法同衣冠之族联姻，虽然与平民之家通婚，但通常都选择门清良善之家，还未见到与贱民家庭通婚的记载。唐代宦官娶妻重视门第，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当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后，亦不免随波逐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宦官的特定身份，不管其政治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不将他们视为高门盛族。歧视宦官的社会观念依然存在，所以与其通婚的很少有真正的门阀士族（李辅国之妻元氏只是一个特例），充其量只是一些新进的官僚之家而已。上引志文说他们的妻族是“名家”、“盛族”，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拔高，并未得到社会公认。

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如要求配偶“德行温厚”，“柔顺淑德”，“令淑昭着”，“温恭允塞”等，这是一般地总的要求。具体而言，则要求配偶必然具备以下条件：（一）能恪守妇德，最主要的内容便是三从四德。《内侍陈忠盛神道碑》云：“夫人上谷县君成氏，四德无亏，三从罔失”；孙荣义夫人郭氏，“克恭妇道”；李敬实夫人周氏，“妇德有闻”。对于这一点，几乎在已发现所有宦官夫人墓志中都有提及，可见这是宦官对配偶的普遍要求。（二）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仇文义夫人王氏墓志云：“及先夫下世，未亡主家。以严谧居高堂，以礼乐诲诸子。三徒成教，百虑是图。是以器用赀物，不丧其旧；男仕女嫁，各有其荣”。可见王氏对家庭事务几乎无所不管，甚至连其子的仕途也要过问。这是丈夫已亡故的情况。在丈夫健在时，则要求宦官配偶“母仪必备，训导有方”（注：《全唐文补遗》第1 辑《大唐故军器使……李府君（敬实）墓志铭》。），有“宜家之美，劝义之明”（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第2辑《南阳乐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即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三）孝敬公婆，恭勤妇礼。宦官乐辅政之女嫁给姜氏，这也是一个宦官家庭。乐氏之女到夫家后，“奉巾栉以贤和，褒成妇德”（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第2辑《南阳乐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刘奇秀妻骆氏，“见奉上之心，知孝敬之极”；乐辅政之妻成氏，“夙奉姑事，勤于妇节”。最典型的是马公度妻王氏，她到马家时，“沛国太夫人荣于高堂，八十有一。夫人每柔色以温之，怡声以悦之，至于造请话言，未尝不启沃尊旨。”

再次，容貌、年龄也是宦官择偶时考虑的一个因素。高力士之所以选择吕玄晤之女，主要是因为其貌“国姝”。宦官韦某之妻宋氏，“姿容婉?臁保谎钚?略之妻窦氏，“凝姿??秀”；骆明??夫人焦氏，“蕴嘉柔之姿”。可见宦官对配偶姿容之重视。至于要求女方青春年少，前面已经略有论及，就不多费笔墨了。此外宦官还要求配偶从一而终，在丈夫死后要守节，不能改嫁，这种情况在碑志资料中有大量地反映。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时代，妇女的贞节观并不强，社会上改嫁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宦官却坚持要求妻子不得改嫁，说明其婚姻观更趋于保守性和封闭性。

除了这一点外，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并无根本的差异；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就说明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特点，不妨把同样是宦官势力强大的东汉、明朝与唐朝作一简单的比较。在古代，宦官与宫女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寂寞，称之为“对食”、“菜户”。在汉、明两朝，此风甚盛，以至“内中宫人鲜有无配偶者”（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有些高级宦官亦在所难免，如明代权阉魏忠贤就与客氏结成了“对食”关系。而在唐代，虽不敢断言绝无此种现象，但确实未见到相关记载，至少说明还没有形成为风气。在东汉，“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注：《后汉书》卷58《周举传》。）说明宦官强迫夺取良家民女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唐代却是以礼婚娉，没有见到宦官强娶豪夺的记载。明代曾规定，严禁宦官娶妻，违者处以剥皮之刑，虽然仍不免有宦官娶妻纳妾者，却是非法的。这一切均证明，汉、明两朝不及唐代的宦官婚姻那样稳定、普遍，且具有合法地位，因而无需建立“对食”关系或采取种种不法手段。这些明显的差别，使唐代宦官婚姻的特点更加突出。

清代学者赵翼说：“内监多有娶妻者，浣濯风??之事，亦所必需，不必尽如《双槐岁抄》所云‘此辈男性犹在也’”。（注：《陔余丛考》卷42《内监娶妻》条。）这种看法虽比《双槐岁抄》高明，却未必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事务奴婢完全可以胜任，不一定要通过婚娶来解决。可见，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唐代宦官魏孝本在死了前妻之后，又死去了养母，家中无有女主人，于是“临丧娶于骆氏夫人，以绍风教”（注：《全唐文补遗》第3 辑《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铭》。据志文，魏孝本40岁时娶骆氏，次年死，故其一定还有前妻，只是志文疏于记载而已。）。魏孝本临其母之丧而迫不及待地娶妻，理由是“以绍风教”，可见宦官有家有妻的观念是多么强烈。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注：《旧唐书》卷184 《鱼朝恩传》。）。国家南郊祭祀，历来不许宦官参与，在唐昭宗时也被他们争得了身具朝服参加大典的权力（注：《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因为在古代，男子视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为第一要务，宦官们如何肯甘心落于人后？此外，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这种婚姻关系产生并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条件。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些皇上好“男风”！
其实好多皇帝和太监的关系非常“私密”，有的皇上宠太监跟别人宠爱妃似的。

其实历史上变态的皇帝很多，宠信太监还算是轻的！

好文。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多少也有些身不由己
无权无势，只享福还好，有了异样心思，这事情就麻烦了。不过历来宦官恐怕都有些向往前辈的权势，尤其是在自卑的心态下，贪心总会有一些。

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关系，仔细想想看看，的确也是有些意思。理性胜过感性，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朝夕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文中如下部分有遗漏处：
“　　明朝宦官为何如此猖獗，全要拜明成祖朱棣所赐，本来明太祖朱元璋明令不得起用宦官，但是靖难之役后，鉴于文臣心向建文帝，而太监却支持明成祖（有几个太监偷偷逃出南京密告朱棣南京兵力不足，立下大功，估计是建文帝谨受祖训不用太监的缘故）。反正在明成祖之后就大肆重用太监，把太祖的遗训忘记脑后了（从这点看朱棣还真是不孝顺的人），比如三宝太监郑和，还有
”

关于文中的汪直和王越，任兄原有一个贴子，供各位参考
http://www.cchere.com/article/46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