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 204
                    经济学读书心得（序）经济基础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这年头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很多人一心想要改造世界，却从不曾真正下工夫去认识世界。嘿，别往两边看，说的就是你！

    哦，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以前以为我属于“愤青”，因为我很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后来才发现这个派别在网络上被称为“精英”，而愤青却成了主张“安内必先攘外”的人。这世道变得也太快了！

    不过我从来都不是现在网络上嘲笑的“逢中必反”的精英，－－我只是“逢共必反”而已。这里引两段汪丁丁先生的论述，代表我当年的心里话：

    “普选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权力制衡与互相监督、竞争性的新闻自由和对全体纳税人的信息披露，这三大原理构成政府合法性的惟一道德根据。”

    “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结束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转入一个低速的从而也是正常的增长阶段，并且很可能随世界经济一起陷入衰退……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过诸如普遍腐败、权力制衡、劳资关系、舆论监督等等重大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那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谁敢断言这些深层问题不会以更加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呢？”

    有人可能注意到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嘿嘿，此文的题目是《世纪之交，义利之辨》。二十世纪末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增长率下滑到7%，国有企业纷纷破产，几千万工人下岗，不时可见示威静坐的。据说银行坏帐连连，处于实质破产状态；而农村更是已经破产，等到加入WTO更是雪上加霜。再看到腐败横行，[**]功、台独群魔乱舞，凸显社会信仰危机，想不触目惊心都难。大概只有特别聪明的或特别迟钝的，才可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

    那时许多人认定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势在必行，问题只在于怎么改。最好是出一个象戈尔巴乔夫、蒋经国这样的最高领导人，自我革命，老百姓在第一次普选中很可能还会选他。不过毛主席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共产党内出圣人，而要积极施加外部压力，比如运用宪法赋予的自由，组织党派，组织工人运动。或者指望官僚私有化进行到底，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抛弃共产体制搞普选。这样虽然是一种坏的民主，也比没有民主强，至少满足“科斯定理”，把产权明晰化了，以后就可以解放生产力。还有更绝的设想，比如王力雄的“逐层递选制”。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思想、人道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所以当共产党下台之后，我们说不定还会转而支持作为反对党、下层群众利益代表者的共产党，以制衡当权者。李敖同志说得好嘛，“新党是我走对路的朋友，民进党是我走错路的兄弟”。他预见到民进党会没落，有一天会“台独梦醒、梦息、梦碎”，所以一边作新党的“总统”候选人，一边拿出一件绿夹克，表示当民进党没落时，会站回兄弟那边。

    思想解放了几年，共产党却是岿然不动，“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虽然好多人等着看热闹，胡锦涛却顺利接班了，江泽民也安然退休了。抗击非典、取消农业税、实现义务教育、推行合作医疗、增发退休金，一路干下来，社会矛盾竟然越来越缓和了。大家的注意力又被引回到了共产党的“旧政治”（借用奥巴马的词语），对“新政治”一时半会不抱什么指望和兴趣了。

    这种奇妙的局面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中宣部的战斗能力突然增强了。真实的原因显然是：中国的经济形势大大好转了，中央可以拿出钱来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了。民主人士也许会愤慨民众被共产党收买了，不过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乐于被收买的。别忘了，民主人士对于贿选的标准说法是：即使是贿选也比上级指派强，因为贿选要收买很多投票人，指派只要收买少数几个上级就行。那么我们总不能因为共产党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而指责老百姓吧。什么，仍然要指责共产党？这个，连我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都要认真反思一下，要不要逢共必反了。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9.1%（在2007年统计公报中修正为10.0%），在克服非典危机后居然还超过了此前连续5年的7－8%。我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有点奇怪，不过基本的态度仍然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嘛，贫富差距嘛，农村破产嘛，粗放发展嘛，总之是粉饰太平嘛。胡温虽然在非典危机中表现出一点新政的迹象，不过不要忘了再温和的共产党也是共产党，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啊。

    谁知更奇怪的事情就此发生了，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连续5年双位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从10.0%一路上升到11.9%。即使是“铁石心肠”，在这样的怪事面前也得有些反思。温家宝每年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计划今年增长8%，好像这是他的幸运数字似的（2004年还是7%），结果每年都超标，当然这样的“完不成指标”是值得欢迎的。“高速增长期结束、社会矛盾激化”不久前看起来还是真理，忽然间就成了inconvenient untruth。

    如果怀疑政府公布的经济规模和增长率是假的，那么进出口总额、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又怎么解释？从小就听“吸引外国投资”，忽然听说联想要买IBM的个人电脑部门，第一反应就是：搞反了吧，应该是IBM买联想吧？国家也大张旗鼓出去投资，连美国后院南美都去趟浑水买石油，非洲领导人都跑北京来开丐帮大会了。从小就听“出口创汇”，忽然听说外汇储备太多了所以中国要崩溃了。喂，这世界上有因为钱太多而崩溃的吗？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坚定的民运人士会认为，一时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说明什么，专制政治必然导致经济崩溃，甚至民主的印度一定会超过我们。不过出于经验主义的观察，要崩溃早该崩溃了，哪有这么“回光返照”的？如果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这崩溃论就不是个有用的“范式”，跟跳大神也差不多了。当然，秦晖先生等人会提醒我们，沙皇俄国在1905年革命之后也搞过斯托雷平改革，一时间经济迅速发展，然而还是在1917年发生了革命。这个提醒值得注意，可是考察一下基层百姓的民意，实在不像要“与日偕亡”的样子，大多数人都在想办法赚钱，而且确实有望赚到更多的钱。

    这时我才发现，理解中国的基础在于理解中国经济。政治哲学整再多，赶不上政府给老百姓解决一项实际问题。以前受王小波影响，许多人都喜欢面带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说自己是“聪明人”。当时聪明人的标志是发现共产党不像它自己吹的那么伟大光荣正确；现在聪明人的标志却是发现共产党也不像民运人士贬的那么不济，客观地在世界上横比纵比还是相当有本事的。    

    这年头经济新闻和分析倒是挺多，可是仔细一看问题就来了：能看出门道来吗？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什么意思？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的故事不是说明GDP没意义吗？中国的GDP不是虚报的吗？如果物价上升的速度超过GDP增长的速度，是不是说明经济规模实际在下降？中国的GDP有可能超过美国吗？如果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实现？购买力平价（PPP）是什么意思？据说按照PPP核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了，这可信吗？无数专家在猛吵人民币对美元究竟应该升值还是稳定甚至贬值，最奇妙的是还互相指责对方有阴谋，究竟是谁见鬼了？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解放全世界，好像也解放不了中国。顾准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劳动的时候，还决心为世界未来找出路呢。这世界的重大问题很多，不过感谢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是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提问题要从根子上提起。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市场一定是罪恶吗？或者专制政府干预市场就是罪恶，民主政府干预市场就是正当的？市场经济必然导向民主政治吗？民主政治必然有助于经济发展吗？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吗？有可能出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吗？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孙行者”说得好：“知难行易。”那么，就虚心学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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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手 入典。水风 荐,晨枫 荐,爱莲 荐, 最后于2008-05-20 19:18:41改,共1次;

【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一）开卷有益 71
                    经济学读书心得（一）开卷有益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杜甫《前出塞诗》

    怎么学经济学呢？与其看些“经济学通俗演义”、“生活中的经济学”之类的，不如直接去读教科书。经济学好歹也算一门相对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教材想必写得不会很烂吧？

    以前看到过书评推荐美国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教授的《经济学原理》，号称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那就从这里开始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分册，Thomson Learning 2006年第四版，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曼昆不但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曾经在2003年至2005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原来是小布什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啊，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透露一下？

    看了一点曼昆之后，觉得他理论讲得太多了，似乎不够结合实际，甚至有掩盖实际以推销理论之嫌。忽然看到美国另两位大官兼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不由得感叹：姜还是老的辣，官还是大的牛。这两位是：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曾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S. Blinder），曾任美联储副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此书着眼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许多问题都来自历史事实，还经常让读者想办法制定对策，－－国务院总理岂不就是这样炼成的？例如下册宏观经济学开头就是美国从1870年到2003年的经济史，包括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随时间变化的两张图。这才对嘛，从原始数据出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Thomson Learning 2005年第九版，方齐云、姚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以上三位都是当官的。后来又发现美国一位似乎不当官的、而且似乎是老愤青（愤老？）的罗伯特·盖尔（Robert C. Guell）教授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热点问题》。此书比《经济学：原理与政策》更加结合实际，考察了从财政赤字到毒品管制、从医疗保险到性别歧视、从农业政策到战争成本、甚至到恐怖主义经济学的多达30几个专题，令人大开眼界。基本上一言以蔽之：美帝国主义是邪恶的。作愤青就应该这样，要有技术含量啊。McGraw-Hill 2005年第二版，邹薇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哎，不能把老祖宗忘了吧？黄仁宇说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是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家，而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虽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地挺到了现在，可是知道当年病理学家的诊断总是有必要的，兼听则明嘛。《资本论》插图缩译本（插图439幅，缩译缩得一塌糊涂，只有186千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为支持或者反对马克思斗得你死我活，却很少有人真正去读老马这部代表作。有的朋友认为，文革时期不许中国人读《资本论》，是因为一读就发现老毛不是按照老马的指示办的。对此，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还有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包括：
    
    梁小民著《读经济学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推荐了作者眼中的若干本经济学名著。有趣的是梁小民先生选择了《共产党宣言》而没有选择《资本论》。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以便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什么，避免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更有趣的是他选入了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却明确表示对此书颇为“不满”。因为斯蒂格利茨支持中国政府，支持“北京共识”，反对“华盛顿共识”，而梁小民否认北京共识，支持华盛顿共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滑稽的场面：外国人说中国的好话，中国人为此反对外国人。

    吴易风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吴易风先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遗老”，他跟梁小民想必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关系。他的这本以及其它的书给我的感觉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万灵药，可是也不要将它看成死老虎。借着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对砍起来，还是互有攻守的。不但资本主义是垂而不死，马克思主义也是垂而不死。究竟谁垂得过谁，还有的瞧呢。

    李晓西主编的《宏观经济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此书是李晓西先生著《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的配套教材。只要看其中第一个案例的标题就知道这书多么富于实际意义了：目前中国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官方数据是否可信？这个问题，想必关心的人非常多吧。答案如何？先卖个关子，以后再谈。

    斯坦利·布鲁（Stanley L. Brue）著《经济思想史》，Thomson Learning2000年第六版，焦国华、韩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一门学科的历史就是这门学科本身，所以看名字就知道这本书的意义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认真读了前面的，胡乱翻了些后面的，学到了什么呢？

    第一，我向经济学家们表示敬意。无论这个领域再怎么遭人谩骂或者充斥着意识形态，经济学家们其实还是很有学术精神和实践精神的。至少二战之后世界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增长，这其中经济学家功不可没。比如说，怎么控制环境污染？怎么管理垄断国企？怎么控制通胀？怎么提高就业？怎么管理汇率？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这些都不是仅凭常识就能找到办法的，经济学家的贡献值得获得充分的尊敬。

    第二，经济学家们对多党制民主的批评大大改变了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正如共产党这边最反动的第五纵队往往出在中宣部，资本主义那边对自由民主最有力的批评都来自最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可即使是没老马那么生猛的也有不少对党派政治啧有烦言。曼昆是小有不满，不过仍然很“讲政治”地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鲍莫尔和布林德是摆出一副更加中立和深沉的姿态，对意识形态比较低调，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精神；盖尔的左翼色彩就更浓厚了，提到美帝罪恶的时候充满了讽刺和痛恨的神情。民主人士经常把市场经济和多党制民主打包卖给我们，好像这俩是不可分割的。学了经济学才发现这纯属商业欺诈，好多人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从这几本教材里，有一个推论是呼之欲出的：至少在原则上，一党制下的市场经济是有可能胜过多党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乍一看是掩耳盗铃，仔细推敲起来说不定还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咧！Seriously，我现在认真地怀疑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甚至“才”是民主的，－－当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改进空间。

    第三，如果说经济学有没有阶级性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那么经济学家有没有阶级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两拨经济学家互相骂对方搞阴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梁小民、曼昆对上吴易风、斯蒂格利茨，肯定会吵起来。这倒不是说哪一方人品不好，只能说在一些基本价值上的立场确实会极大地影响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判断，即使是很诚实、很专业的人。马克思和凯恩斯分别明确宣称自己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挺好，诚实是美德呀。所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在下台之后还唧唧歪歪“全人类的利益”，实在令人忍俊不禁。顺便说一句，老戈的“新思维”在公关策略上非常弱智，拿“全人类的利益”当圣旨，岂不是说苏联以前是反人类的？难道美国就不反人类？还有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不等于承认苏联以前不人道、不民主吗？自己把祖坟挖了还能阻止别人挖吗？你看人家小平同志，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前缀加上去，什么都没有损失，再来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主席的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嘛。什么叫搞政治，小戈真应该向老邓学着点！当然，即使这样也没挡住“大气候、小气候”，只能说人力有时而穷。

    第四，即使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学家也难免受其所在国的国情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经常把美国特有的一些情况当作默认值，比如国土没有被入侵的危险、能够生产几乎所有高技术产品、不需要外汇储备，于是说出一些在其它国家的人看来好像“何不食肉糜”一样的话。我倒不认为这些经济学家们存心欺骗（为了厚道，要“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推测经济学家），只是他们确实不能替别国设身处地考虑而已。总是有人不注意这些具体条件，尤其是政治家，所以难怪会有那么多国家和个人倒霉了。

    第五，我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适用性这么低了。西方经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可以直接为决策者提供指导。姑且不挑劳动价值论的毛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依然主要是定性分析，面对现实问题很少能给出办法。有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吗？该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达不到实用的水平，就只能作批判的武器，而不是建设的工具。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不时地起到警钟的作用，提醒大家西方经济学也不是真理。

    第六，第七，第八……还是在下文中一项项地谈吧。
    
    总之：现在的经济学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是要认识现实，就要从这样不完美的学问开始。同时要提高警惕，别被它忽悠了。经济有风险，研究须谨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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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于2008-05-20 19:24:43改,共2次;

【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二）若为自由故 80
                    经济学读书心得（二）若为自由故

    你们是谁，陌生的来人？从哪里启航，踏破大海的水面？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浪迹深海，冒着身家性命，给异邦人带去祸灾？

                                －－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三卷，陈中梅译

    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的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他的历史眼光。小时候学政治，大家恐怕都习惯了逮什么都先来一句“某某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有起源、发展和消亡的”。看起来成了没有技术含量的口头禅，其实跟大多数学者比起来，这是大智慧。

    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自由买卖。西方经济学家会用边际分析和“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这些概念来论证一个很基本的道理：自愿的交换是有益于买卖双方的。作为对现实的模型，这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自愿交换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荷马史诗里，古希腊人见到客人就问对方是海盗还是商人，可见海盗在当时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高尚人士”，许多人是身兼二职的。西方文明似乎把这个光荣传统一直保持了下去，英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就有许多忠于王室的海盗，专门劫掠别国的商船。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深切的体会是1840年以来被侵略、被掠夺的历史，这种记忆是远远超过任何贸易带来的好处的。

    正因为如此，我在读盖尔《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热点问题》第40章《战争的成本》时，感到深受刺激，－－虽然盖尔教授是位反帝的“愤老”，而且是从专业角度来估算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付出的机会成本的。

    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来学习“机会成本”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强调人总是面临着选择，比如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就去工作，把钱存银行或者投资股市。机会成本就是因所做的选择而放弃的替代物的价值，而会计成本只是帐面上的花费。例如你上大学的会计成本是在大学的伙食费、住宿费等，而机会成本不包括这些（因为你无论如何也要吃饭住宿），却包括你如果高中毕业就去工作在这几年中能赚到的钱。所以西方经济学有一个看似很荒诞的结论：在完全竞争的产业中，所有企业的利润都是零。这就是因为这里企业的成本指的是机会成本，而在会计帐面上完全竞争企业仍然是有盈利的。

    暂停结束。回来看盖尔关于战争对GDP的影响的讨论，这更加让我几乎要跳起来了：

    “考虑一下，在目标增长率上减少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美国经济每年1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石油价格上升至每桶60美元，那么一些大城市中的汽油价格会接近每加仑4美元。如果战争持续几个月，那么财政赤字可能会1年暴涨数亿美元，利率也会随之提高，这会增加抵押成本，削弱消费者的借钱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进行战争的选择会把经济推向风险之中。由于这场战争相对短暂，宏观经济成本可能会被忽略掉。”

    我想反问一声：伊拉克人会怎么估计战争对伊拉克GDP的影响呢？！
    
    其实伊拉克人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会注意什么GDP，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暴力、鲜血和死亡。倒不是说盖尔教授，可是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伊拉克人的生命确实还不如“大城市中的汽油价格”、“消费者的借钱意愿”重要。我对这种彻头彻尾的冷漠和无耻感到悲哀与震惊。虽然盖尔先生是位左派人士，可是他似乎也难以对伊拉克人的遭遇产生切肤之痛。因为，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大陆上就没有战争了。

    一边感叹着伊拉克，一边自然就想起中国。完全可以想象，不论外国有多少热爱中华文化的学者，如果中国失败了、灭亡了、崩溃了、消失了，对于他们来说仍然不过是一个数据点而已。而已！他们仍然可以用专业的口吻，不动感情地谈论中国的教训，偶尔表扬一下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的成就，就像我们现在赞扬印第安人驯化了和旧大陆几乎一样多种类的动植物。在神秘主义者和科幻小说爱好者眼中，中华文明说不定还会象玛雅和古埃及文明那样变得神奇起来，甚至可以和外星人联系上。而真实的痛苦，只有中国人来承担。当然，也许还会有些把“汉奸”二字贴在脑门上的人拍手叫好。

    中国自1840年以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被侵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什么都是空的。经济学要能派上用场，前提是国家有自卫的能力。我们今天享受和平享受惯了，可能回头去指责前人某些经济措施没有搞好，却忘了有些问题好像“何不食肉糜”。

    让中国人民抬起头来的是二十世纪的两场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这两场战争同等重要。“蒋粉”们总是吹蒋委员长多么伟大，对此我不妨表示同意。不过我想问一句：如果只有蒋介石在外国援助下取得的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么在面对美军、苏军的时候，蒋粉们会不会有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一场非常令人信服的胜利（至少日本人就不服气），所以老蒋才会在胜利到来的时候，立刻扯什么“以德报怨”之类的鬼话。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朝鲜战争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当之无愧地坐上这个位置的信心。

    我们可以嘲笑毛泽东不懂经济，在经济建设中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不要忘记，毛主席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学用不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可以用的国家。这一点贡献就超过了所有经济学家的贡献。千载以下，全球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仍然会被彭德怀元帅的名言深深地感动：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世界上总会有些人对抗美援朝提各种各样的意见：志愿军阵亡人数多于美军啦，为金日成火中取栗啦，失去了和美国建交的机会啦……不一而足。对于这些算小帐不算大帐的人，我想送给他们四个字：机会成本。不要只算帐面上的战争本身的花费，而要考虑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情况是更好还是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出兵朝鲜的决策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嘛。

    抗美援朝的意义还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反衬出来。2000年左右，网上风行所谓兰德公司的报告，建议美国借助台海战争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一举击垮中国。虽然不知道这份报告的真假，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看到它时的恐惧感。我的恐惧是因为在当时看起来美国确实有实力这么做，而中国没有什么手段反击。在2004年的台湾选举中，连战曾说：“我们不恐惧谈判，但绝不在恐惧之下谈判。”这话听起来漂亮，其实完全是对大陆的撒娇，因为大陆毕竟顾及同胞之情。国民党也一直不成器，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共产党可曾对蒋介石撒过娇？实际的问题是：如果人家本来就跟你誓不两立，就是要恐吓你，你该怎么办？中美俄都有若干枚战略核导弹互相瞄准，哪一方又为此抱怨过另两方呢？我自认是一个非常相信“普世价值”的人，可是（或者说“所以”）我从来不相信如果中国“民主化”了，美国、俄国就会突然转性，不拿核武器威胁中国了。见好处就上，这正是“普遍的人性”啊。人的心理是个奇妙的东西，只有真实的胜利和力量才能保证在赤裸裸的恐吓面前不被吓倒。即使是朝鲜战争之后，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会感到深深的恐惧。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人在面对美军时，会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有人会说独裁统治下的胜利不值得骄傲。难道蒋介石是民主的领袖？难道俄罗斯不应该为斯大林领导下的卫国战争而自豪？其实可以把机会成本的道理推得再远一些：为了保障国防的能力，在特殊时期失去一些国内的自由也是一种有可能可以接受的机会成本。小说《1984》把斯大林比喻成“老大哥”，其实老大哥也不见得就是最可怕的，许多俄罗斯人不是又开始怀念斯大林了吗？当然，这并不是说独裁变成了好事，只是说独裁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是可以比较权衡的，而不是象一些天真的民主人士认为的那样，独裁是绝对的坏，甚至比国家被侵略还坏。

    有人会翻出大跃进中中国人饿死“三千万”以及文革中（可能的）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来，并说这比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军民还多，可见毛泽东造成的灾难比日寇还大。作为回答，首先我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这确实是共产党犯的巨大错误，需要彻底反省。不过三千万这个数字并不怎么可信，因为这是按照中国在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拟合出来的，但是没有考虑到饥荒的时候生育率自然会下降。有点滑稽的是，按照同样的算法，美国在大萧条时期饿死了八百万人，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这个比例和三千万之于大跃进时的中国相当。当然，中国政府对大跃进的损失一直没有公布可靠的调查结果，这是值得指责的。而且即使饿死的不是三千万而是三百万，那仍然是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这一点上纠缠，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问题。真正的要点是：即使发生了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中国社会仍然在有序地运行，中国人民仍然在进行建设，侵略者仍然没有机会打进来。这说明大跃进、文革中受难的人民和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民毕竟不是“等死”（《史记·陈涉世家》）。这虽然不能补偿死去的人，但对于生存的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可以聊为安慰。仍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解决自卫问题，只满足于象印度那样不发生大规模饥荒（其实是每当要发生饥荒的时候外国就给了印度援助），那么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瘦削的、但是有根打狗棍的硬汉总可能有发达的一天，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守财奴随时可能被抢劫一空。

    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到中国进行乒乓外交，回美国之后在电视上说中国人穷得什么都没有。在生活消费品方面，跟当时的美国人比起来中国人确实穷得要命。不过阿甘同志智商毕竟不是很高，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以及最重要的，中国人的尊严。

    这就是我关于经济学学到的第一点：经济学的适用条件，在经济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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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于2008-05-07 11:24:24改,共3次;

【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三）激励和反应 83
                    经济学读书心得（三）激励和反应

    一个原因所对应的那个结果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更改的，因此也是可以预测的。但某个具有生命的一方对另一个遇到的对手所采取的主动却不是原因，而是挑战；其结局也不是结果，而是应战。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喜欢用“宏大叙事”的，不止是汤因比这样的宗师级学者。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1章就叫做《经济学十大原理》，看起来派头“十足”。这十大原理是：

    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即机会成本）；
    三，理性人考虑边际变量；
    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五，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到这里为止，都挺象原理的样子。不过鲁迅可能会认为曼昆犯了“十景病”，因为他的最后两条是：

    九，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唉，如此技术性的两条和前面如此具有普遍性的八条放在一起，真令人为曼昆汗颜！不过我们暂且不必“为古人担忧”，先专心来研究他的第四条：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比如当苹果价格上升而其它条件不变时，人们会更少地吃苹果、更多地吃梨，同时苹果园主会雇更多工人、生产更多苹果。在市场经济中，最常见的激励就是这种价格信号。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立法等手段提供激励，以图改变民众的行为。例如欧洲的汽油税比美国的高，所以欧洲开节油型汽车的、坐公共汽车的都比美国多。

    一个“非平庸”的例子是汽车安全带的故事。1960年代美国立法要求新汽车都必须配置安全带。作为直接的影响，发生车祸时司机存活的机会提高了。然而立法者没想到的是，还出现了间接的影响：由于开快车的危险降低了，司机们趋向于更快、更放肆地开车。结果是车祸的次数增加，司机死亡人数变动很小。更糟糕的是，开车谨慎程度的下降对行人不利，所以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这个令人有点哭笑不得的故事告诉我们，分析任何一项政策时，不仅应该考虑其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通过激励产生的间接影响。可想而知，间接影响可能是负反馈，也可能是正反馈。研究控制论的朋友们，是不是有点兴奋？

    从这条原理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问，经济学家很乐于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批评其他经济学家的政策）来激励人们做出希望的行动。你看，凯恩斯同学就在频频点头嘛！
    
    当激励是人对人的“挑战”时，这条原理就暗合汤因比之意（轮到研究博弈论的朋友们兴奋了）。从这条原理的精神看来，政治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反对绥靖政策的倾向，因为绥靖构成了一个诱导侵略者得寸进尺的激励。对此最经典的论述还那得数我们孔老夫子（《论语》宪问篇）：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不是白给的呀。要是没有这正确的挑战应战机制，象那些文明边缘的民族一样，“打不过他就加入他”，那么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好，下面进入骂街时间（可以参见《1984》中的“两分钟仇恨”）！我们来谈谈最近的抵制法货的问题。
    
    有些故作清醒的精英总是忧心忡忡，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可是就是不说应该怎么做。按照他们的意思，中国人民就是什么都不能做。据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太糟糕，中国人民素质太低，所以要斗争也只应该向中国政府斗争，千万不能让“友邦惊诧”。一对外就是“奉旨爱国”，被政府利用了。

    对此可以平心静气地分析：法国最近的举动是不是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当然是的（总会有些更“清醒”的精英认为不是，这个，言论自由嘛）。如果不对它做出反击，法国会不会变本加厉？当然有极大的可能会，这就是曼昆的“原理”嘛。既然如此，那当然要采用包括抵制法国超市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反击了。抵制显然是有效的，萨科齐的两位特使立刻飞过来了。

    实际上搞政治就需要这样的“硬球”（Hard ball，美国一位政治评论家写的分析美国国内政治的书）。在朝鲜大打出手之后，Harry Lee发现一夜之间西方人对华人的态度变得尊敬了许多，从此把名字改回了李光耀；后来尼克松都跑来拜会毛泽东了。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倒是成天说要和西方友好，结果被整得经济下降一半多，男子预期寿命降到不足60岁，超级大国变成了穷光蛋。

    精英们总是要求大家紧盯住中国政府的问题。这倒也不错，不过正如白岩松所言，“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政府的错误是政府的，人民不应该因为政府有问题就白吃法国的亏。否则就完全是张冠李戴，用经济学的话说，太不符合明晰产权的“科斯定理”了。

    还有人说中国人应该有“大国心态”，甚至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界已经消失（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有位德国丈夫，她就喜欢说这种话，可能对她个人而言国界确实消失了）。那么这里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一个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法国强烈反对美国，结果美国人掀起了抵制法货的运动，甚至将French fries改名为freedom fries。另一个例子是最近的：瑞典酒商“绝对伏特加”在广告中使用1848年美墨战争前的两国边界地图做广告，将当年被美国巧取豪夺去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亚利桑纳和新墨西哥“归还”给墨西哥，招致美国人抗议，不得不撤销广告。不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不是“大国”，美国人应该好好培养“大国心态”？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不是应该消失吗？美国人民啊，你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精英又要说了：这些是美国人的错误，难道我们的道德水平也要降到和美国人一样低吗？这话听起来真是大义凛然。不过如果道德高尚就等于放任别人占便宜的话，那我们很想知道精英们家住哪里，也去打砸抢一番，看看精英们会有多高的道德水平。当然，给焦国标教授一颗民主的精确制导炸弹，他作了亡灵也会非常开心的。证据就是他的名篇《致美国兵》：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次呼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其实我还可以给精英们再加上一点。1999年炸馆事件之后，有一位中央官员到科大来作形势报告，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道：“这次我们死了三个人，正好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在外交上得分。”我旁边两个座位上天真的小女生们窃窃私语，听不懂什么叫有利形势。我感到非常悲凉：个人在国家机器前是如此的渺小，生命也不过是政治家手里的牌。然而在发完哲学的牢骚之后，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并不会对中国政府产生特别的恶感。当年我参加游行的时候就认为这是被政府利用，可是在被政府利用与不发出声音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宁可被政府利用一次。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说，“奉旨爱国”听起来不好，可是如果不做，损失就更大。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们不要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中国人民特别倒霉，不但要被西方国家欺压，而且要被本国政府欺压。其实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不要忘了西方的传统之一就是不信任政府啊！

    骂街时间结束，我们又是文明人了。回到经济学的探讨。
    
    激励反应原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点什么，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不变也是一种应变。假设你拥有一家小型机械制造工厂，租用一个仓库。现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房东要每年加收1万元的租金，那么你是否应该提高你的小型机械的价格以补偿成本的上升？或者正相反，降价以卖出更多的产品，并把租金分摊在更多的产品上？（此问题见鲍莫尔与布林德《经济学：原理与政策》第1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关键词(Tags): 权衡 经济学 激励 反应 抵制
水风 荐,老马丁 荐, 最后于2008-05-07 11:29:56改,共1次;

师弟神笔呀，活灵活现。 2


怎么裤子大出了这么多经济问题类的专业人才。

陈经是学IT的，但是出名也是因为“官办经济”系列长文。

河里科大同学想必不少 1
早就知道陈经是同学，很可能还是我认识的。老燕为什么一上来就叫“师弟”？难道知道我是哪一级的？今年是50周年校庆，欢迎捐款！

开枪那年我就毕业了。
我认识陈经，不过是在深圳认识的，他还很年轻呢。

写得很好！
情不自禁就转到别的地方了，希望大人同意。
转贴地址：http://forum.dragonsky.net/dispbbs.asp?boardid=5&id=161347&star=1&page=1

【讨论】利用那段,非常赞同 1
个人(无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实挺悲哀的,在这世上活着,估计怎么做都难免会被利用出卖.与其如此,不如被卖之后,再帮人数数钱,免得被贱卖.

学哲学，用哲学 6
存在主义定一个悲观的基调，孔孟之道定一个乐观的基调，交替唱下去就是了。傻瓜有两种：一种不知道自己总是要被利用，另一种知道自己被利用之后就悲观绝望了。

欢迎转贴
独乐乐，不若众乐乐。

花 1

呵呵。这个婴儿潮和你讲的是有关系的。。

最后于2008-04-28 16:07:41改,共1次;

陈经也是我们的校友么？这个我倒不知道。
我可是他的《中国的官办经济》的粉丝啊。

太迟钝！
连这个都不知道！

好了，俺来列个单子，大家往上补充：

mm有： 九九，桃谷六仙。
dd有：衲子，小熊，陈经，胡不归，还有你。

送花，收藏，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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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于2008-04-28 20:40:38改,共1次;

陈大之后，科大现身，我等之福
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