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续完） [ 嘎嘎 ] 于:2006-06-18 13:05:31
  小时候（不知17岁还算不算小时候？）我最期盼的就是到外公家过年，倒不是冲着外公给的压岁钱，因为压岁钱从来都没在我兜里捂热乎就被我妈花言巧语地骗走了。当然，在一斤鸡蛋才7分钱的年月，1块钱的压岁钱对咱家的经济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岁钱也越来越多，但我依然只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拥有权”。那么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是当年很难见着的各式糕点，甚至还有本县糖果厂生产的“奶糖”，当时吃一片饼干都值得回味数天，所以这些现在看来非常劣质的食品，曾给我的味蕾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现在吃遍了各类高档巧克力，没有哪一款能给我带来如此香甜的回味，“时位之移人也”。这些糕点糖果都是过年前夕，县民政局派人上门给外公拜年带来的礼物。然而，高三那年我经历了记忆中最压抑的一个春节--外公在收党费的路上，摔下悬崖，成了植物人。那个春节，我见了外公最后一面，他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让我怀疑那是否真是我那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外公。

  退休回到老家后，外公整天在几个山头转来转去，收党费，组织村党小组活动。对外公伤痕累累的身子骨来说，这实在是一项沉重的任务。虽然外公给别人留下身强力壮的印象，其实家里人都知道外公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早在48年左右，外婆就发现外公常常深更半夜悄悄起床，揉捏他的左腿。那条腿因为47年在贵州躲避国民党追兵的过程中，连续不停地走了三天三夜而肿得半透明，血液在血管里的流动都清晰可见。自那以后，外公的身体就明显衰弱多了，可在别人面前，甚至在我们面前他总是那么要强。我14岁那年春节，外公弯腰抱劈柴时直不起腰来，维持一个奇怪的姿势很长时间。见我要上前扶他，外公愣是站直了，只是他听不见那些骨骼摩擦时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声音。我知道外公老了，就象一台生满铁锈的机器，哪个零件都不灵光了。然而即便如此，外公多年来一直奔走四邻，坚持为共产党的建设贡献他自己的力量，而且因为获得了额外的动力更加积极。

  1982年，不知政府怎么就突然想起了这些老战士，把外公的TITLE从“退休职工”提升成“离休干部”。“干部”的意思我知道，就是当官儿的。其实根据外婆的回忆，外公当年受伤的时候就是个新四军的什么“官”，她不清楚，外公也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过。另外比较令我疑惑的就是“退休”和“离休”有啥差别。考虑到外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老干局将干休所的一个两室一厅（那可是1982年）分给他。外婆自然非常高兴，终于不用砍柴挑水，可以到城里去住了。然而，外公坚持不去，因为他觉得这样会给政府增加负担，为此外婆气得好长时间不给他做饭。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外公笨手笨脚做“猪食”吃，外婆长叹一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是给他做吧。同时由于这一提升，外公的月工资陡然从50多涨到了100余元（那时咱老爹已经吃了20来年的粉笔灰，月工资也才40多块），这让外公非常愧疚，“无功不受禄”嘛，他得把自己的余热贡献给党的建设，于是订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诸多“党的喉舌”，隔三差五地到十几里地外的乡邮电局去取。没事就把重要的地方一一打上记号，然后在党小组会议上读给文盲众多的党员们听。那个时候，院子里的好几户忙于搬家，喧哗不已，他听不见；有些党员的呼噜声震耳欲聋，他也听不见。等这些人离开之后，外婆还得打扫满地的烟屁股和浓痰，真是满腹辛酸无处可诉。

  不幸终于来临了，1988年10月6日，外公到对面山上的几户党员家去收党费。正是阴雨时节，黄泥路被雨水一浇，表面一层稀软，底下一层硬壳，一不小心就是一跤。我都曾经差点摔下山崖，所以拖着一条残腿的外公在一个悬崖边摔下去并不意外，而且从残留的泥痕来看，外公正是因为左脚一脚没吃上劲，摔到8米多高的悬崖下去的。等路过的一位行人发现外公时，外公已经不省人事，而且再也没有醒过来。老干局特意从省医院请的一位专家，也断定外公脑部重伤，不可能再恢复神智。而这一次的彻底检查，倒发现外公耳后脑骨和脊骨上还嵌着几块弹片。家里人试遍了各种医疗方法，西医中医巫医无一奏效，外公于次年3月去世，其时我正忙于高考预选，家里没有通知我。一个月后接到父亲的信函知道这一噩耗时，我并不悲伤，我知道外公一定不愿意看到他的亲人们整天围绕着他忙前忙后，郁郁寡欢。

  高考完毕回家的第二天，我去给外公上坟烧纸钱。按照生前曾提及过的意愿，外公的坟头紧紧靠着外公奶奶的坟头。拔完坟头的杂草，纸钱也烧完了，当时并没有风，忽然间那些碳化了的纸钱如同黑蝴蝶般悠悠地围绕着我飘了起来。在我老家，经常看到这种旋风，称为“鬼旋风”，需要朝这“鬼旋风”吐唾沫以避邪。做为一个无神论者，那一刻我倒真的希望那是外公的灵魂，特意来看这个曾趴在他背上呼呼大睡，或者在寒冷的冬夜一泡尿把他浇醒的外孙。我原以为我不会掉泪，那时我无声地哭了。

（一转眼，外公已经过世17年了，仅以此文悼念我的外公--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