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极处是执着 [转]林子明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明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1〕。

　　学者金雁在东欧作访问研究期间，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波兰老人。她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人都死在集中营。1992年圣诞节，金雁赶去华沙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老人十分高兴，穿上圣诞节刚买的新衣给她看，请她吃圣诞节的食品。最后老人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里面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珑的圣诞树、老人穿的暖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圣诞饰物……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谁想得这么周到？”金雁好奇地问。“德国人。”老人递给她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用德、波两种文字写的慰问信。原来德国政府（统一前为西德政府）战后除了对纳粹受害者作出经济赔偿外，每年还“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居住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箱老人圣诞用品”〔2〕。这项政策已经坚持近半个世纪了。德国政府还良心债，一还就是五十年。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比德国人更认真？

只有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