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人皆知，那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二战前的日本是怎样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呢？知道的人恐怕并不太多。
　　
　　向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自己却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活，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3年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于是有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翻译过来的思想源源流向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十月革命”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确实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擦着了几分光亮。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正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棹头东，遂觅群科济世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然而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它走上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
　　
　　北一辉: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有人便说:革命起源于图书馆。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法西斯也起源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法，是最省事的说法。它不用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特别是，为什么总以社会主义标榜。
　　希特勒首先加入的党，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部《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 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罗斯“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
　　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罗斯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暗杀政治”与法西斯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个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罗斯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车站被19岁的中冈艮一刺杀。 凶手是铁路雇员，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最终，日本被推上了法西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