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肃反最初是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9日的来信中指出AB团在江西有活动。而这时江西地方党组织并没有执行用肃反的这一办法来推动中央来信的贯彻。到1930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央和地方上汇报时虽然说：“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但是，并不认为是“十分巨大”。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然而，始终没有人注意中央11月来信中还专门强调一点，那就是注意甄别敌人的破坏，不能把敌人和自己人混为一谈，而后肃反运动中特别是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开展的斗争中，矛头一开始就是对着反对派去的。

早在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就开始布置肃反任务，这是江西肃反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但是，直到中央巡视员7月22日汇报以后，赣西南的肃反还没有出现高潮，但是，到了1930年8月，突然起了变化，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介入。毛泽东于该月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成为江西地区党组织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之下，到了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发布《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号召“全体党员行动起来肃清反革命。”

这次肃反运动的领导者是毛泽东，但是，具体执行者是李文林，然而李文林在10月时就已经看出肃反有扩大化的嫌疑，所以，不准备继续进行肃反运动，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意，联系到以往李文林的一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表现，毛泽东对李文林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1930年10月4日，红军在吉安城内发现所谓的李文林父亲是地主的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已经被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1987年的《江西党史资料》第一集的364页中给予明确的说明，李文林父亲死于1927年，AB团成立于1927年年初，李文林的父亲不可能在病中和AB团发生联系，更不可能在本人死后的几年中继续“领取AB团经费”。十天以后，也就是10月14日，毛泽东用李文林的这个证据给中央写信，要求扩大肃反的规模。

1930年10月月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纲领性的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门做有决议，决议中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正是这个扩大化的文件给肃反在第一阶段本来已经准备停止的时候再狠狠加上一鞭，让这匹已经脱缰的野马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接着，11月上旬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这次肃反的起因就是因为在攻打大城市问题上，军内有分歧，队伍带到吉安城外以后，立刻开始肃反，当时萧克的回忆是，凡是家庭成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以上的都是肃反对象。这个唯成分论恰恰对应了早于1929年中央指示肃反之前毛泽东就在湘赣边界布置洗党的中的成分论毫无二致。所以，高华把洗党确定为肃反在江西的前兆是有着一定理由和根据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