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中披露一段关于李特之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第一个是李特飞马追赶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莫文骅的这段描写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据莫文骅的记忆李德还提醒过莫文骅要注意李特的表现。

李特不仅不满中央红军，还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莫文骅回忆说李特拉拢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骅还谈到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红四方面军里面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这点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深有体会，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于此可见，莫文骅的这个感触还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赶中央红军这方面给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内，对李特均无好感。而当西路军失败以后，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就指出李特说的不对，但是，陈云的态度相当温和。

根据李先念编写组编写的《李先念传》中介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否有向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状的企图呢？不得而知。

不过，陈云、滕代远等人却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发准备救援西路军，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陈云等押送苏联支援西路军的军用物质一共步枪五万支、重机关枪上百挺、火炮几十门存在阿拉木图，因为西路军失败这件事取消。从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军的启动是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首肯的，也从侧面证明了用“借刀杀人”来解释西路军兵败是不全面的。

李特等人显然是在王明等人到达新疆以后被捕的，王明离开新疆的时间是1937年11月，李特被处决的时间是1938年初（一说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见，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谈及这件事，说是王明主动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至于何时王明同张国焘说起这件事，张国焘没有作出交待，但是，应该说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后，一种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处死的消息后告诉张国焘的，一种则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须受到处死，提前把结果告诉张国焘的。不管哪一种结果，王明的“经过审讯”这句话倒是透露出李特等人应该受到严厉的刑罚，这点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用“愤愤不平”的口吻加以判断。（张国焘在鄂豫皖经常做这类处决托派的把戏，所以，一定知道其中的内里）

高华在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只提陈云知道这件事，然而陈云几十年守口如瓶的话，同时提出两种可能，处死李特一是王明、康生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二是邓发得到延安的密电。这里面顺便提一句，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过邓发的工作去向。（《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22页）邓发本人对于中央当时决定对盛世才进行有效的说服并且准备和盛世才全面合作是不以为然的，以后邓发曾经和周恩来等人提及盛世才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现在之所以和我们党合作，完全是利用我们。这条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倒是成为以后调走邓发的理由。

我曾经和一位工作在邓发手下的老党员接触过，他那是奉职于新疆办事处，当我问他李特这件事的起因时，他只是说这件事很复杂，档案里面都有记载，以后慢慢的说吧，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所以，李特尽管被处死，然则过程始终扑朔迷离。而且，1996年平反的只有李特，而黄超则最终扣定了托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