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克教授说：

我认为：

首先，工人农民绝不仅仅名分上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认为国家的领导层基本是脱产的阶层，就认为和工人农民挂不上钩。工人农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是建国时中共的一大创举。不仅在人大里面工农兵占多数，而且一些工人和农民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比如陈永贵，王洪文。当然，对他们，有人会说三道四，但是不管如何，至少，以前没有过先例，现在也无法做到，这就是当年工人农民是国家主人的最好的例证之一。

其次，户籍制度并非什么罪恶。中国取消户口自由迁移制度是在1958年，并逐渐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就业、粮食和社会福利等与城市户口挂钩。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让农民为建设提供足够的粮食支援。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新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靠对外战争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只能依靠自我积累，更明确的讲就是靠农民。但是，靠农民也是有理由，有策略的。在确立户籍制度，其实也就是二五计划之前的几年中，农民普遍都分到地，相当于都有工作，都有保障，生活虽清苦但总算有保障，据57年的统计数据，农业生产总值仍然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四成，可以说，农民相对过了几年好日子。58年以后呢，为了长远计，农业自然要对工业建设再加大支持力度，等到重工业上了层次以后再回馈农业，这才是毛泽东他们的意图，说什么“强化堡垒”之类的，很显然是太简单了点。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指出，工农之间的“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当时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去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而且，也不会有绝对的平均，只有相对的平均，只有重工业上去了，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历史问题。如今，除了最初小平放开之后农村发展过几年，农村一直是个难题，三农问题让谁都头疼，即便是免除所有的提留税收，农民也是很难保障自己生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制度真的是罪恶吗？

第三，小平的政策使得部分农民可以进城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总体看来，邓小平的户籍政策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没有较大的变动，即便是到了江胡时代，也只不过是增加了灵活性，并没有本质的变化。至于农民进城，到底有多大积极因素，也不是现在可以说清楚地，因为我们失去了重工业反哺农业这一机遇，也就难以比较两者的优劣。当然，如今中国仍然有很少的一部分类似当年生态的农村，比如南街村，这些地方很明显要有活力的多，那里的农民比当农民工养家糊口似乎更有前途，也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