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仍然是在最最低层，除了极少数明星人物(如陈永贵，王

洪文，这两人也不是纯粹的农民和工人，一个是村干部，另

一个是工厂保卫科干部）外，绝大多数工人农民比今天还难改

变现状，向上提升。

道理很简单，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倒霉后下放成工人、农民的，

从没见过当时所谓“地位高”的工人农民被打倒成为“地位低”

的干部、知识分子的。

今天你还有机会打工、做小生意（国内500强的大部分富翁都是

靠小生意起家的）、或者上大学（虽说教育产业化后，这条路

越来越困难了，但只要你品学兼优，毕竟还有奖学金，贷款可

以帮助你完成学业，我同学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通过

这些手段来改变现状。机会虽小，但仍然存在，文革时，哪有

这些机会？虽说到了文革后期也出现工农兵大学生，但这根本

不是通过公平考试的。

我们父辈中有不少是经历过上山下乡，成为文革翻案派口中所

谓的“地位很高的”农民的，完全可以问问他们当时是否真的

有做主人的感觉，还是一种绝望和无奈。

1997年，邓公去世的时候，我人在新加坡，那天特意去了新加坡

的中国大使馆悼念邓公，在他老人家的灵前，我恭恭敬敬的鞠了

三鞠躬，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邓公，我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

很可能上山下乡在某个地方在挖地球，根本不会有今天。

这话也许有些重，我个人觉得，当我们今天在享受邓公改革开放

的成果时，却还为文革辩护，贬低邓公，实在是一种没有良心的

表现。

太祖有太祖的功业，太宗也有太宗的功业，把太祖说的一无是处，

固然可笑，但同样无视太宗的成就，岂非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