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是，秦晖把官逼民反中地主的作用去掉，完全忽视了官府与地主的几乎浑然一体联系。秦晖所谓“传统时代中国的基本矛盾不是地主和佃户的矛盾，而是官府和平民的矛盾，或者说朝廷和平民的矛盾”这就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话。

说太多理论容易引起争辩。直接引用民国要人黄绍竑《五十回忆》（177页，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的看法。事情是北伐占领武汉后，国共分裂很明显了，有中共分子（小平同志？）秘密劝他在广西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成为中国之列宁。黄绍竑说了一番大实话：士兵们对于阶级斗争毫无认识，历史养成服从长官的命令。至于官长，十九是家里有几亩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没有土地的长官，当了官长也想置几亩田，做他下半世的生活基础，必不会盲目服从我的命令，甚至因为防我剥削他们的权利，而仇视我，反抗我，到时候我又怎么办呢？我本来也是个小地主，纵然我能超越阶级不顾成败去做，他们肯跟着这样做么？

简单几句，把国共分裂以及国民党左派失败的关键都涉及了。其实，不仅仅军队如此，以往政权中，官府从上到下，哪里不是地主子弟以及未来的大地主占绝对优势？古语“陛下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啊。特别是明朝规定吏不准参加科举以后，官府与地方联系更加纤弱。县以下几乎就是本乡士绅掌握的。保甲等掌握基层政权，宗法等掌握族权。太平天国以后，地主办团练更掌握了军事力量，所谓官和权贵其实不都是大地主吗？更极端点，皇帝不过是被推出来的代表，危难时候完全可以换马的，三国鲁肃对孙权说的话完全可以解释王朝覆灭时下面地主的部分心态。所以，理论上官府和皇帝当然不愿意过分剥削农民，可是下面掌握权力的“地主们”为了自家“潜规则”可毫不犹豫。所谓官逼民反，其实就是地主特别是权贵大地主对农民（包括部分中小地主）剥皮的表现而已。

费正清说过，1949年以前，上层各级政府除征税外，其职能一直没有渗透到村落社区中。所以完全掌握了乡村政治经济的地主必须承担农村经济破败的大部分责任。就拿秦晖说的明税加暗税和夹带来说吧。偷懒一下，同样就以黄绍竑《五十回忆》192页中说到的事：1927年为堵截叶挺南昌起义部队，他驻军汕头，结果当地士绅殷勤前来主动要求替部队筹饷。原来给军队十万，他们至少向下摊派二十万。因此官府得骂名，他们落好处。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2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记载：华北每公顷普通田地农民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1932年华北地区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而以华北三省政府世纪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计算，三省平均每亩实际赋役负担为0.1826元。多出部分，自然进了从村到县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这些贪官污吏，多数不是本乡就是外乡的地主啊。所以把官逼民反的责任放到地主身上，大方向是应该的。这样的官府与地主合一最典型的，就是清覆灭后各地军阀。

刘文彩的收租院与水牢等细节是有宣传作假，但是其盘剥本质没法抹去。否则，与日本右翼企图通过对人数的纠缠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就是相去不远了。

反驳了对土改的否定，土改的历史意义基本也就清楚了。对于台湾等比较温和的有偿土改，主要是经济和部分政治意义。而中国等剧烈的土地革命，更有强烈社会与政治意义。

经济意义就是在经济上解放了生产力，保证粮食供应与国家稳定；同时让国家代替地主掌握了农业产品，为工业化作资本与原料积累。中国土改过程中，在1950-1952年间，农业总产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1952年增幅最高。超过了民国最高的1936年。同时土改后国家的税收约占农业总产量的30%左右，是1949年前的两倍，但是主要是由较富裕的农民来承担。有意思的是，根据温铁军估计，民国地主掌握的农产品比例，也差不多是30%。所以把寄生的地主去掉后，虽然国家掌握的农业税收提高了，农村总体负担其实是减轻了，经济环境反而好了。秦晖反复提起流民问题，认为是政府压迫的结果。其实如果土地所有这个根本要素不解决，就算政府扶植农业也是悲剧。记得在网上看过这个一个印度的事情：印度农业灌溉比例比较小，政府想提高投入，大地主引导政府通过对购买水泵等补助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政府直接修筑水利工程。这样，大地主优先灌溉自己的土地后，还可以对其他搞不起水利投入的小地主和农民收高额灌溉费用。可见，不通过土改改变地主对农村与农业收益的控制权，国家与农民难免被间隔。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说的好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村级，以及寄生的地主阶级的灭亡， （土改）其中最重要的结果是使政府能够大量调拨农业剩余产品。我们将看到，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根本前提。

在政治意义上，自耕农在农村政治作用可以类比于城市的中产阶级，一个个普遍分散的小农肯定比少数大地主在政治上安全得多。日本的一亿总中流，也少不了农民与得益于土改的家境改善的农民子弟啊。自民党的农村铁票也是源于土改的。而在中国，可以说是农民与政府相互成就了。按照杜润生的看法，对于政府，土改“重组了基层”。颠覆了传统乡村地主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格局，让政府组织能真正管理到农村。这也就是黄仁宇说的毛泽东重构中国下层结构的意思。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城市知识分子经过参与土地改革的过程，锻炼培养成为优秀干部，从组织上保证了TG新生基层政权巩固。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个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过程，让青年知识分子真正与底层民众建立血肉联系，效果不比延安整风小。如今TG大搞西部计划和大学生村官，一方面是面对农村宗教与宗族等势力不断抬头的局面掺沙子，提高中央对一线掌握；另外肯定也有培养通基层民情的好苗子的意思。而对于农民，土地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农民政治意识的普遍提高。QUOTE]如果说土地改革的目标是由上面决定的，那么土改的进程则是由下面的农民完成的。农民感到，正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QUOTE]如此深度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变革，绝对不是参加几次投票能相比的。这其实也就是土改的社会意义所在。记得印度时报一个女记者最惊讶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哪怕是打扫厕所的农村女青年，也充满了自信和平等意识。甚至敢主动和她握手，这是民主自由的印度所缺乏。其中原因就在于土改过程对越上层阶级打击越大，而越下层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升越多。也许这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可是原先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妇女，贱民等民众是冷暖自知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津巴布韦这样仍然存在一夫多妻问题的国家，本来国家组织好了土改应该也是妇女解放的重大机会的。为什么津巴布韦土改如此失败，社会改造没有完成反而造成农业生产大倒退，一个重要原因是TG的土改是在革命的高潮期进行的，前有近20年苏区与抗日根据地农村工作经验与干部储备，政府的意志与执行力都是一流的；而且当时民心与国势都蓬勃向上，土改是顺势而为。而津巴布韦则是独立革命后20年，前面是内外妥协半途而废的土地分配过程，领导层从上到下基本腐化；当时则是下层冲突激烈，土改是匆忙急就。如此土改如何能成功？倒反应验了黄炎培对毛泽东说那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此，下一部分会谈谈对革命到执政转变的看法。

当然，土改大方向的正确，也不能否认其中有许多问题和无辜的牺牲。最大的问题就是合作化到集体化得进程过快，以至于后来又倒退回包产到户的政策。但是我仍然觉得，如今”二次土改“仍然应该以鼓励农村本地的合作化为上策。否则，农业集约化与农产品流通加工等大部分收益很可能流出农村，落到新型”不在地主“的手里。不过如此大事，我等酱油党也只能多看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