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登报脱党就是脱党，登报反共就是叛党。这个标准本身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抹去上下文仅看这一事件，把他们定为叛徒是有依据的。但是这61人本非情愿，其中60人事后又以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忠贞的党员。这就是为什么“61人叛党问题”会成为问题。

所以61人出狱，往最好里解释也就是LASKA说过的“事急从权”而不是理直气壮的行为，更不能成为仿效的对象。操作者的责任是无法抹杀的，至少也得定性为“违纪”。否则，对大革命失败后数以万计因不愿发个脱党声明就被杀害的烈士如何交代？对共产党的理想和组织纪律如何交代？

至于将61人问题和江青、张春桥早年的经历做比较，那更是近乎无厘头。

江青被捕时的身份是脱线的党员，或者说是被迫脱党（因客观条件所限暂时脱离组织关系）的党员。她被捕后一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二没有登报脱党更没有登报反共，最后是保释出狱，那又有何好说呢？张春桥当时仅是一个在文化人圈子里活动的左翼文艺青年，连组织关系都没有，谈何叛徒？

有人又要拿康生告密江青和张春桥的事情来证明“文革思维”，且不说康生告密这个事情本身只有章含之的孤证，而且曹轶欧坚决否认曾有此事，从61人叛徒问题，到江青、张春桥叛徒问题，到康生告密，这个思维实在跳跃太大了吧。

我看“文革思维”确实是存在于某些人的脑子里，只不过是以反“文革思维”的名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