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如果没有用过，也应该听说过庆大霉素吧，这是一种常见的抗菌素。

但是我在“小眼看文革”里写这个干吗呢？这跟文革有关系吗？

庆大霉素当然跟文革有很大的关系，请看百度百科怎么说的：

好了，板上钉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么？就像两弹一星一样。

可是且慢，请再往下看。紧接着的就是“庆大霉素的主要发现者——王岳”：

提出构想，分离产生菌，这些都不算“开始研制”？

事实上，研制的准备工作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１９４１年王岳教授来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 Abraham Waksman 博士是链霉素和其他多种抗菌素的发明者，因为在制造抗菌素方面的重大成就，于１９５２年获得诺贝尔奖。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

在美国学习期间，他的导师很器重他，劝他留在美国从事微生物研究工作，并给他提供优厚的就业和科研条件。１９４３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微生物博士学位后，王岳教授即受聘为美国默克药厂化学治疗研究所研究员。但是，在１９４３年９月爆发的全美华侨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他于１９４４年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毅然回国。

建国后，王岳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研究员、微生物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５年，他从链丝菌中找到对癌症有一定疗效的放线菌素“２３－２１”的产生菌，并提取结晶样品，随后在全国第一次抗生素学术会上作了详尽的报告。他的这一发现，为我国找到了第一个抗生素药品，随即投入生产。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前，王岳教授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收获季节，他从小单孢菌中分离到了闻名全国的庆大霉素产生菌。

但是文革一开始，王岳教授就惨遭批斗，并被关入牛棚，主要罪名是“里通外国”。

罪证呢，就是他和他的导师 Waksman 博士的通信往来。

虽然共和国的宪法上说人民有通信的自由，可是在那个年代真要和美国通信还得要有一点勇气。六十年代初，为了新的抗菌素的研制，王岳教授写信给他的美国导师求教，据说当时还经过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

Waksman 博士非常高兴在时隔多年后又收到往日得意门生的来信，他很快回信，在信上与王岳就抗菌素的研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且随信寄来了许多资料，其中有许多国外抗菌素研制的最新进展，给王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这样纯粹科学技术的讨论，与政治、与国家安全无关，也不可能扯得上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因为Waksman博士比他的学生懂得更多，这样通信的结果只能是我方获得更多。

但是，这样的理由在专案组面前是毫无价值的，挖出一个特务（不管证据成立与否）就是伟大的成就，所以说你是“里通外国”，你就是“里通外国”，不管这个“里通外国”的人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

王岳教授熬过了文革，他的哥哥——王中方医生却没有活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科学的春天同样也是王岳教授的春天，他出任了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并被推举为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１９８０年，王岳和他的助手成功地制备了庆大霉素Ｃ族的、各单组份的国家标准品。１９８２年，他所领导的微生物研究所又从小单孢菌分离到疗效更高、更为安全的抗感染的新的氨糖类抗生素，这就是紫苏霉素和武夷霉素的产生菌。１９８３年，王岳和他的助手又找到当代用于器官移植的新型免疫抑制剂－－环孢菌素的产生菌，后又找到几种胃蛋白酶抑制剂的产生菌，这些新发现，引起全国医药界的强烈反响，大大推动我国器官移植和免疫学基础研究的开展，把我国抗生素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领域。

这里还应该提到王岳教授的另一项成就：远在１９４７年，他就发表了探讨粪便在厌氧条件下产生沼气过程的一系列化学变化的论著，这在我国是首创。１９８１年，他在我国首先倡导并组织“干发酵”产出沼气的科研工作，现已成为我国北方农村广泛推广应用的新工艺。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牛人。

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是过去的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对文革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或者是打酱油的，对文革中的无论是罪行还是委屈，都不是值得关心的。这话说得似乎挺有道理。可是，假设文革开始于１９６５年，我想庆大霉素就不存在了；假如王岳教授没能熬过文革，紫苏霉素、武夷霉素和环孢菌素也不可能被发现了。这对你们也许不重要，但对那些病人可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中国可是很重要的。

王岳

１９１５年８月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１９３７年 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继续留校攻读化学研究生兼任助教；

１９３９年８月，在昆明的清华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１９４０年３月，聘为成都华西大学讲师，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

１９４１年８月，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荐引，赴美国新泽西州的洛格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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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９月７日因胃癌在福州逝世，享年７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