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血最主要是血站，一级一级的从上到下。其次医院也采血，一是为了应急，二来也降低成本。许多医院都有自己的献血员，象协和在河北有个点。这方面部队医院最有优势，下连队一采就完了。

生物制品单位也采血。在中国好像只要是医学单位都可以采血，只有有人愿意献。比如你成立一家生物公司，不能是血站。就算你原本是为了私吞银行贷款，依然可以四处找人抽血。血液和血液制品这个行业很庞大，控制起来很难。

同其他行业一样，血站也是自负盈亏的，物价局对血液价格是有规定的，至少90年代初是这样。医院可以提价，今天血一袋100，明天变成150，血站不行。血站的顾客不是病人，是医院、生物制品厂和科研单位，明码标价的。

以90年代初为例，物价局定的一袋血价格是80(后来涨到82) ，血站收上来的成本是60。这20块差价包括血站的利润、人工和检测试剂等等。对血站来说，收血成本很难降低。单位来的就不用说了，除非是义务献血日。职业献血员大概是血头20农民40，这也是行业规矩，给农民太少了，没人来。血头的钱包括回扣和风险，比如这拨血不合格的多，血站白白浪费试剂，多了的话要由血头负担。卖高价物价局不干，所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只有在检验上下功夫。

血液收集之前要进行检测，看看有没有传染病，有则不再采集。这就是输血感染的一个关键环节。最早因为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严重，所有的血都做HBV筛选，俗称二对半。但依然有许多输血HBV感染。在血站这个环节，一是血站为了省钱，不是每份血做一次，而是五份放在一起做，难免有漏检。后来HBV越来越多，只好每份单独做。二是试剂的敏感性不够，这依然是血站要求降低成本的缘故。

记得看过一份质量控制材料，HBV检测试剂有的敏感性只有70%左右。国内HBV检测试剂有无数厂家，血站使用哪家试剂不是考虑质量而是考虑价钱，而中国对於HBV试剂的质量控制可以说是徒有其名，可能连虚名都没有。

老师当年草创中国艾滋病毒(HIV)质量控制规章时曾经试图参照HBV，打探一下大惊失色，从此打定除非朝不保夕否则坚决不输血的伟大志愿。按国家对HIV试剂的要求，敏感性要达到100%，实际上各家产品至少99%。国家实验室定期质检、药检部门要求每批留样。按这种标准HBV试剂恐怕没几个合格的。是不是不能提高质量？可以。也有厂家质量很好，可是他一人份一块别人五毛，没一个血站愿意作冤大头。

当时丙型肝炎病毒(HCV) 感染开始出现，蔓延很快，象协和的献血员已经有70%阳性了，只好另外开辟根据地。一时间国产试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我们希望把艾滋病毒也加进去，问题还是出在钱上。物价局说不能通货膨胀，血价只能涨两块，哪里够HCV和HIV两家分的，所以只好等到输血HIV感染成了气候，不检测不行时才加进去。老师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物价局把血液价格按鸡蛋猪肉的标准加以控制？人命关天的道理在中国肯定是最空洞的一句话了。

话也不能说绝对了，有的时候人命关天挺管用，比如推动HCV筛选，就是因为死了人了。那时国内不是象即晴列的什么情况才输血，而是往往看你什么身份。如果你有一定身份，有钱也行，就可以输血。在许多地方认为输血好，有个感冒着凉的，输一袋血吧补一补。在90年代初因为输血后感染HCV引起爆发性肝炎一下子死了两个省的卫生厅长，上上下下人命关天了才重视起来，一查不得了那么多，这才把HCV加了进来。

下面该回归上次的争议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