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说过，中国人热衷于做道德评判，因为做道德评判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抄袭在美国是被看做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但这种严肃对待的原因究竟是因为美国人民的道德水准普遍较高，还是因为抄袭涉及到的是一个利益被侵犯的问题？这个很值得探讨。

那些所谓道德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哪个是“以德治国”的，人家依靠的是完善的体制。

为什么说西方政治中常常提到以“最大的恶意”去看待官员。这就体现的是对个人道德的完全不信任，哪怕是普选当选的官员，民众也从不以为这些官员在道德水准上比普通民众高。甚至一开始就要假定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但是人家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可以保证一个道德一般的人在制度的约束下显得道德完美。

您要求官员在上任时就有一个高于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这本身就不现实。哪怕是那些票选的官员也无法在没有效制度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见印度和俄罗斯的腐败情况）。而且怎么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否足够当官了呢。二战时期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在私德上还没谁可以说比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高的。除了完善制度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好的制度下，哪怕一个内心龌龊下流的卑鄙小人，把他放到一个被有效监督的位置上，他哪怕是作秀，也必须表现的自己道德高尚。

反观中国历史上以明清两代官员的道德文章是做得最漂亮的，“清流”也是最多的，可实际上又如何呢？

像这次周市长这种情况，我同意组织部门的做法。这是清华学术委员会的问题。只要这次对周的任命，在组织程序上手续完整合法，没有什么个人背景，黑幕操作之类的。没有什么可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