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知难行难】

知行合一，何其难也。1929年将军阀之祸诿过于“共产党”、“文人”、“长衫朋友”的胡适，显然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背叛”了自己1922年参议政治的初衷。1922年的胡适，尚是与革命派和而不同共同努力的立场；等到1929年，抱大腿、选择性失明的问题就极突出了，屁股也似乎和当权者更近些，对待革命派就很有些笔诛口伐尚还意犹未尽的架势了。

知与行的关系很有蛋还是鸡的微妙。罗正纬曾有一联题写王阳明：“能知即行，能行必知，事业乏艰难，合一留传开后学；以释阐儒，以儒显释，神明在心性，沟通端赖有先生。”如此牛人，知行合一，良性互动，自是游刃有余。倒是普通人，在知、行间趔趄前进，何时知胜于知，何时知胜于行，个人均有冷暖自知的经验谈。因胡适的“五鬼乱华”写了首打油诗的陶行知先生，当日尚叫做“陶知行”。他原名陶文濬，倾心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20岁改名为“陶知行”。1927年，他破壁有己，格外看重实践，服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934年7月，他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发表了题目为《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更名为“陶行知”：“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奉‘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正与阳明先生主张相反，那时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呼我为‘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我对于二十三年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孙中山１９１８年就“知／行”亦有一番见解，主张：知难行易。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政治家说话，往往有当日特殊语境，别有针对。他当日对党内畏难派讲励志道理，蒋介石名义一统后借此大张旗鼓，又是另一番政治图景了。胡适自有敏感，１９２９年在《新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倡言“专家政治”，你想撂开我们自行其是，没那么容易。

１９３１年，蒋、胡终于“合流”。鲁迅就此写了一篇短小强悍、鞭辟入里的《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难怪迅哥儿不讨人喜欢，这话说得太明白太彻底了。这位算命先生，还一贯正确，屡屡一语成谶，这次亦不例外。今日穿越小说流行，倘若讨论哪些历史人物像穿越的，东哥、迅哥恐怕都要榜上有名。网友调侃，东哥作为，颇像从未来穿越而至当日挽狂澜于既倒的；而迅哥视界，竟像从当时穿越过今日，８０多年后的人们尚还跳不出他的眼界手笔，真真一叹。 （参见陈郢客:【迅哥儿文摘·华盖集·补白】迅毛同道：论持久战)

1947年的胡适饱尝“行难”的苦涩滋味，不过倘若说根子，这与1922年他的“知难”并非无关。胡适留学美国，服膺美英选举制度，服膺实验主义，对共产党、马列主义殊无好感。这且不说，对于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他亦视为累赘，更为垂青美国的联邦制。地方自治，在他眼中就格外美好了。【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确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像做他的统一的迷梦。】

胡适总结袁世凯之过，追求“帝制”是表，“强求统一”才是刻骨的“迷梦”。这点他和陈独秀彻底分道扬镳。后来人对陈秀才的“右倾投降主义”印象颇深，大抵觉得书生造反，尚多天真，然而陈秀才的眼神洞察，1922年少有人及，远超胡适之上。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中说，【联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那里”，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

【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还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

【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

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省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胡适对此很不服气，专文答复。其中心论点是： “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陈独秀“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

至于扩大“地方权”的盲目，胡适辩解说，“各省督军总司令的权大，是一件事；地方的权大，另是一件事。……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至于“联省自治”实施无非为军阀割据加上一层宪法保障的质疑，胡适一言以蔽之，“这也是不研究历史事实的拢统话。”

文末，胡适果然大胆断言了：【我们可以大胆说：

打破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道路是非当日或许看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几十年后，后人就可以复盘一证得失了。何况陈独秀就中国乱局果断开出了方子，甚便查验。“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他的方子，胡适几乎条条都要摇头。“自由主义者”对于组织严密的“政党”向无好感，就算组党，他也中意英美那种所谓组织“松散”的。他和人热议“我们的政治主张”，徽州老乡程振基 回应说，“这可见得他们发表这篇《政治主张》只求得人们的同意和教人们知道这些主张，并未曾明白指示好人怎样的联合起来与恶势力作战。这是一大缺点。……我希望《努力》诸先生不仅仅努力于宣传，而抱绝对牺牲的精神，从事于政治运动。质言之，即诸君既有一个共同目标，——好政府——何妨就由诸君发起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若是徒有议论，没有具体的组织，则我恐怕这些主张只是空谈，未必能有实现的一日！质之诸君以为何如？”

胡适答复说：“何君劝我们组织一个会，程君劝我们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有简单的主张。……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该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

裁判员的制高点何其妙也！做事总有是非，也永难完美，若是一开始择定“裁判员”的位置，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谁上台，我监督，“合流分赃”大约都有一份。何等自重，何等清高，何等撇清，代价全无！后世自由主义者喋喋不休1936年逝世的鲁迅要为共产党“暴政”负责，不知他们“反暴政”的传统到底要追溯到鲁迅还是能追溯到胡适呢？迅哥固然有时说话含蓄（即便如此，已被众人视为“匕首和投枪”了），好歹立场明快，指着光头敢骂贼秃；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笃信“曲径通幽”，弦外之音，只能借反鲁反毛真相刘胡兰神话王实味……微言大义，别说鲁迅了，胡适敢认这些徒子徒孙们吗？ 评判员永立不败之地的秘籍摘要，自由主义者倒真从胡适（上溯亦可追溯到伟大的士林传统）处学到手了。

关于民众疾苦的军阀割据，胡适开出的方子是“联省自治”，往最好里说，这亦是“聪明的绕路”，其实多半难逃“推波助澜”之嫌。

至于“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胡适更有奇谈悍论。他在《国际的中国》（见于1922年10月《努力周报》）一文中指摘共产党所言直奉大战幕后各有英美、日方角力——“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至于说美国现在转过头来与日本携手，企图共同利用曹锟、张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这更是笑话了。现在中国想利用‘曹锟、张作霖、安福、交通’这个奇怪大联合的，恐怕确有人在！但我们稍知道美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可以断定美国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政策。”

胡适的主要论据如下：

“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统一。”

“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和统一的。……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日俄战争以后，因日本的胜利而远东局面一变；辛亥革命以后，因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再变；欧战期内，因日本的独霸而运动局面几乎大变；欧战结局以后，又因中国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又经一次大变。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近来因为有几笔外债到期，中国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们偶然听见什么“共同管理”的论调。但这种论调其实同近日中国银行家要求安格联在十一年八厘公债票上签字，是同样的心理，我们只得由他们唱去，事实上我们自己若能整顿国事，理出一个头绪来，造出一个新国家来，把这一点比较很轻微的国债（比英国每人担负少一百倍，比法国少二百倍）担负下来，这种论调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到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胡适以为，陈独秀所言的帝国主义七项压迫“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注：粗体部分，胡适原文均为着重号。西河难用着重号，唯有如此替代了。）

胡适的论调，使家人律己自虐，对别国抱持幻想，百余年来，甚至今日，亦不新鲜。不屑本土派，视之为“土包子”、“乡下人”，“你们”哪里懂，只会过分的“阴谋论”，“我们”才熟知国外国情，还是老老实实“接轨”为佳。只恨自家人不争气，鼓吹只要学生学习好了，“老师们”自然和颜悦色，还诸我们权力的。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我们自己不思上进，一心怀疑“老师们”用心，这是什么道理？中国百姓向来明眼，所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名言；胡适怪责“厘金”制度只怪责到“卡员”级别，却视“总税务司是神人”，甚至还有“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如此豪言，如此相悖，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乍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种文明均有内核、肤表，破壁有己者方能择其精要，创造适己。拿来主义，尤其考验取用者的天性与历练。听任种种思想理念在自己脑袋里纵横跑马还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个中关键在于“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几条说来容易，没有相当定力修为，是难以勘破的。

自信力少一分，他信力便易多一分。何况聪明的人们，很易与古旧的大地刻意保持距离，乐于迈进高等华人的行列，扫阅那些“落伍的”、“愚昧的”同胞们，如此位置如此视线，亦必有遮蔽；然而聪明人却难以自省反思，惟有“执己律人”。１９２２年，胡适不赞成南北武力统一，亦不赞成南北妥协“分赃”谈判；１９２９年，胡适却对分赃无己大为不满，１９３１年，他终于敲开了这扇大门。《国际的中国》上下两句之间，便有矛盾相悖，这些悖论，便来自于屁股、情感移位促生的“双重标准”。可惜“双重标准”而不自知的“一贯道”亦被今日的自由主义者继承光大了。

对比鲁迅的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顿然发觉，觉悟在先的精英们对待后起的民众向来有两种态度，舍此之外，另有一种，一言以蔽之，即“责其不幸，怒其有争”。当然，有人叙述更为隐晦曲婉，也要先“哀其不幸”一番，然而，到底还是要“怒其有争”的。

人非生而知之者，１９１９年２６岁的毛泽东，亦受时尚思潮影响，主张“湖南自治”，想以此废督裁兵。现实和实践自然会教育人，赶走一个军阀张敬尧，自治运动却被另一个军阀赵恒惕彻底利用。１９２１年，毛泽东彻底告别了“湖南自治”的空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２１年５月５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亦发布过“联省自治”的声明：

“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孙总统持此主张，亦有现实利益；何况他到底也与时俱进，转而相信唯有武力统一，中国方有前途。倚靠军阀，何尝倚靠得住？痛定思痛，始有联俄联共，黄埔，北伐。

人恒有过，“知”能够随“行”及时调整，这便是牛人卓异之处。

留美胡博士，对日本向有不满警惕之心，可惜之于“英美”帝国主义，天然具有盲点。从１９２２年《国际的中国》至１９２９年“五鬼乱中华”，又至１９４７年的“友邦”论、“法律非政治问题”，可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就耐人寻味了。缘何如此？

斯大林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无敌英雄安泰，只要他脚踩在大地母亲的身上，他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战胜任何敌人。

毛泽东一生秉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军民团结鱼水情，不仅和希腊神话相通，亦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传统认知相通。

而鲁迅深味并且发掘被正史压抑的“草根力量”，【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因字数限制，部分移至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