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论述对象，TG的形象由于她的敌人和她的“爱”人（爱她的人与被她“爱”的人）的几重作用之下，已经变得光怪陆离了。而且，“TG的形象”在现在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影响因素，---是以，对于旁观者而言，对于TG的描述是很难做到清晰和全面的。

但假如我们把对TG的观察放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上看，---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即TG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全新的，强大的，特殊的政治力量。----我们可以简单地列出这些TG前无古人之处：

1， TG有成熟的，以外来的，哲学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2， TG的领导层以知识分子出身为主，但其成员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社会下层人员。

3， TG的内部的组织纪律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4， TG内部的决策机构在她的初期阶段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5， 延安时的TG是绝无仅有地以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

6， TG的组织是她所建立的武装的领导部分

所有这些特点，或许在中国之前的历史上，曾有那么几个组织在某一点上与延安时的TG相近，但在整体上而言，TG远远地超越了他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可以用TG同时代的另一个大党的作为来比较一下，便于大家加深理解：

1， 国民党是否有自己的理论？ （三民主义是一个政治纲领，或政治目标，而不是理论.）

2， 国民党的几个能数得着的“理论人才”都是从TG出来，或和TG有渊源的。比如戴季陶，任卓宣（叶青）。

3， 我们都听说TG在广大农村里都有“老支书”，---我们有听说国民党的大范围的“村支部”或者“村支书”吗？

4， 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纪律性，这个打入国民党的TG如此之多，似乎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5， 国民党内部有广泛“民主集中制”吗？这个问题要问蒋总裁了。他的任期是1938年3月-1975年4月，继任者是他的长子：蒋经国。

6， 延安时期的TG在搞大生产，而重庆的国民党在追黄金舞弊案。----而国民党高级党员们的风采集中体现，是在抗战后的胜利接收过程中。

7， 至于国民党的“党军”方面的表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直到他们败退到台湾后，居然仿照TG，在其军内重新建立了政战系统。

所以说，粗线条地讲的话，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具备了这些个特点，TG从1937年底的三万党员，八年之后，到1945年时，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121万。这个年增长率是多少，很值得一算啊。。。。顺便提一下，1937年底至1944年3月，担任TG组织部长的，是陈云。

OK, back.

在罗列TG上述特点的同时，俺窘迫地发现，从本系列的连续性出发，如果“寻根问底”的话，上面的几条都需要好好地阐发一番。----但如果真干起来，那俺就完全迷失了。---所以在这里，俺只能根据自己粗浅的理解，向大家汇报一下，关于TG理论基础方面的一点心得。

我们都知道，TG的党章里面第一条，对不起，准确地讲，应该是延安那时候的党章里面就写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刨去东哥后来的“实践版”不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指针”，有两个很值得一提的优点：

1， 就是工作方法上的唯物主义的（即实事求是）基本态度和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关于前者，唯物主义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所有学科的基础，已经属于常识范畴了。而关于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事物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因此这两方面的内容，从原则上讲，是正确的。---而从后来TG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往往其成功之时都得力于此，而偏差之日，恰好反之。

2， 对于政治组织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模型，（且不论这个模型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否完美或者灵活），使得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有了一个能够作为依托的“工具”-----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人来质疑这个“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好，现在我们先不去争论这个理论模型是否“准确”------只要看看，通过这个理论，TG得以在土改时，能够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进而得以“数量化”地分配土地，----那么，回头看看，有无这个理论，对于土地革命这个当时中国社会实质性改变的大变化而言，是否意义至为重要呢？

所以说，“有”和“没有”一个理论与哲学基础，比这个理论和哲学基础是否百分一百正确，对于当时的TG，乃至中国社会而言，前者要比后者重要的太多，太多。---而后来的恶意的TG攻击者，都是从后者入手，而忽略或者故意遮掩了前者的重要性。

比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把延安整风这种理论教育中多目地的过程，很片面地归结为东哥大权独揽的过程，他的这种做法，使得他的著作的学术性受到了损害。----事实上，在整风运动之前，“教条主义”的确对TG造成了广泛而且深重的损害，（事实上在整风前后，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类似的表现），而东哥所提倡的整风运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TG，这样一个有“理论指导”的政治组织为了破除这个（教条主义的影响）必然的自我建设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整风运动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习作风这种精神层面向党的历史，党员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的具体层面深入，在那样一个繁杂的过程里，必然地会发生象后来TG历来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扩大化，歪曲化，假公济私化等等的表现，但是否这些表现就是整风运动的目的所在，---这才是一个历史观察者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时刻。

俺也顺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陈云执掌延安时期的中组部，就很重视学习理论工作，从1938年到1942年，长达5年之间，陈云在中组部就组织了系统的，全面的理论学习工作。---而陈云又是谁建议他学习理论的呢？------抗战初期，陈云回国后来到延安，东哥同他先后三次谈话，要他学哲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皙学很有用。“毛泽东同志跟他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学习它，掌握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所以东哥重视党内的理论学习是一贯的，在TG的六大期间，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的党有一百至两百个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最后，一个小八卦结尾。----陈云带领的中组部虽然理论学习很好，然而体力方面却极差。他们组织的排球队（当时排球队是9人制），队长是TG麻将大师兼围棋爱好者，后来的副总理李富春，然而他们的排球水平，却打不过王明的队伍。----------王明，这个后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者，时任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