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写作的好处就在于，俺偷懒两天，基本上关于宁都会议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各位大牛“补位”完毕了。在此感谢一剑南来，洪枫，雪里蕻等（排名不分先后）的助拳啊。。。而且几乎把俺所参考的几本书里的必要资料都已经列进去了。----省去了俺好多介绍的功夫。---话说，能把宁都会议这样略为隐讳的事件都几乎说得清清楚楚，可见河里党史栏的深度了。

不过还好，兄弟俺总算看见还有一条资料仍未被披露。---因此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而且也顺便和大家说说关于这段历史俺的体会。

因为关于刘帅的调任一事，很多同学从刘帅喜欢办学或办过很多次学来入手，说明刘帅这个红校校长的任命和红军总参谋长的调职都是正常现象，其实如果细查几个细节就会知道不然：

其一，刘帅在参加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考虑到宁都会议结束于10月8号，并且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情况，（从宁都回军校需要2天），可以说，刘帅的确是“马上”回红校主场毕业典礼的。---而这，恰恰说明了一点，即他被调为红军总参谋长是一个非常紧急也是仓促的任命，以至于他根本没机会为红校校长职位的交接作准备。

其二，刘帅列席宁都会议是另一条线索。很明显的，当时，刘帅参加宁都会议的作用，是不可能为了支持东哥的。----那么，他的列席是为了支持哪一方呢？又是谁在宁都会议之前，要求刘帅和后方中央局四人一起前来呢？

当然，这个答案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周公。

因此我们说，刘帅在宁都会议之前的仓促任命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为了解脱东哥军权这个宁都会议主要目的的一个配套措施。

那我们再接着说另一条线索，即后方四委员为何要联名向临时中央告周公的状。

因为后来的“正面”的党史叙述都是宁都会议东哥是被后方四委员夺去军权的，周公为了挽留东哥，提出两个建议，即：“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似乎大责任在四委员一方，但实际上，宁都会议的召开提议并非来自后方中央局四委员，相反，是来自前方的四委员，即周，毛，朱，王。---而且，前方在9月25日，26日，30日三次向后方提议要求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因此说，后方四委员并非主动的一方。

当然，前方提议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初衷是确定当时（反第四次围剿）军事方针。---但既然需要召集后方的委员来开会，当然根本的原因就可能有两点：

要么，前方和后方的意见不一致，

要么前方内部的意见不一致，需要后方来一起开全体会。

----那么，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性大呢？

周公的9月24日以个人名义给后方的电报给出了答案：

“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会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

….. 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当然，这封电报很清楚地说明了：

首先，前方内部存在争议，争议的双方就是周公和东哥。

其次，周公搞不定东哥。

其三，周公提议后方一起来开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周公向后方提议时，“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

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奇怪，为什么作为中央局书记的周公在前方会没有决定权呢？---事实上，本来，周公当时是在后方负责全局的，前方的军事是由当时攻下漳州，正在发动群众，筹款的东哥负责的，但是到了1932年7月，周公作为中央局代表前往前线，-----这实际是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命令屡次得不到东哥“坚决地执行”，所以，为了保证东哥“听话”，才把周公这个当时苏区最高领导人派到前方坐镇，监军的。-----但问题是，这个“监军”并不好当。

因为周公不幸成为了临时中央和东哥在战略方针上争辩的“着力点”了，---一方面，由于当时建立了良好的电报通讯，所以临时中央得以方便地在千里之外对苏区中央红军的作战指手画脚，另一方面，（特别是经过了赣州之战之后），东哥已经彻底地摸清了这些空降到苏区的钦差们的军事才华，而且有鉴于这些钦差一到苏区就罢了他的官，（毫不讲情面），在赣州大败后又把他请了回来，因此东哥无法对临时中央以及这些钦差们保持敬意，所以在同年的5月3日，占领漳州的东哥在回电中央局时，是这样评论当时临时中央的决策的：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既然东哥连临时中央都不在话下，那么周公这个中央局书记（而且到苏区以来，尚无大的表现），他又如何能心服呢?----而且，在东哥作为战胜者，从漳州带着百万大洋回来时，迎接他的是中央局做的两个反“右倾主义”的决议，对此，东哥在九年之后，依然愤怒地称这两个对他虽未点名，但指桑骂槐的决议为“缺席审判”，而且“不准上诉”的。---因此说，这个时候的东哥，尤其是在对当时军事态势的分析上，他要比那些钦差们高明的多，切实的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对临时中央以及他的代表周公和后方中央局的委员们表示合作的。----而这就决定了周公，处于一个外有强逼，内有硬顶的艰难处境。---而关键的地方在于，周公，作为一个最有纪律性的TG党员，这个时候，他是站在临时中央的一方，而不是东哥一方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自然对宁都会议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后方四委员来前方开宁都会议的时候，他们是作为“救兵”来的。----当然，他们本身，在这个时候对东哥就有或多或少的私怨或者情绪上的反感，---以及从空降到苏区以来对东哥“右倾”的认定，---因此，在开会的时候，这四条汉子，把打击，批斗东哥做为解决当时红军指挥权纷争问题的办法，做了很伤感情的打击，他们后来的简报里很坦白地说：“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以及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在临开会之前的9月30日，后方四委员给临时中央的电报如此说到：

“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在四天之前，当前方委员来电报要求后方来开全体会议时，还被后方断然拒绝，但四天之后，这四位委员已经决定“要召回”东哥，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快地做了决定呢？

这个时侯，他们后来对周公的愤怒就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在后方四委员给临时中央的电报里，集体向临时中央告他的状，指控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主要危险，“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指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是否，这四位的怒火就因为周公在斗争中是“调和的”呢？-----这里，我们就碰到宁都会议里最大的一个罗生门了。

-----根据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徐旭初著的《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155页里面引用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有这样一段内容：

“留在后方的中央同志认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议恩来同志负战争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和认识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来前方。”

黑体部分的内容是俺翻遍所看到的关于宁都会议的党史资料里，所仅见的，甚至连高华的《红太阳》和高文谦的《晚周》里都没有。但是这一句，却帮助我们印证了几个疑问：

其一，解释了四位后方中央局委员的怒气，因为他们对周公“调和”派做法最不满的地方在于，周公本来是“坚持要毛同志回后方的”，但开宁都会议的时候，却变成他们四个演黑脸，周公却提出一个，留东哥在前方“助理”，甚至东哥“负全责”的提议。-----这样，就让这四位很有被USE的感觉了。

其二，这也解释了周公指定刘帅急忙赶赴前线，并列席宁都会议的用意。-----至少，在宁都会议上周公提议东哥留前线“助理”之前，他早就提议刘帅到红军任总参谋长了。---那么，假如东哥真的去前方“助理”周公的话，他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其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公后来会说宁都会议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假如周公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东哥被剥夺军权，而且还曾极力挽救这个局面，提议让东哥留在前方的话，-----那么，周公自称“最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罪恶”则显然过甚其词了。----但如果周公是主动主张“要毛同志回后方的”，---那么，这就容易理解了。

----但是，话虽如此，俺必须提醒各位同学，宁都会议并非一场“权力斗争”，因为周公本来就是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过是人事调整而已，并非“夺权”。---而且军事指挥本来就是要独断，既然东哥不能配合，那么，周公让东哥回后方，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儿。----我们所要品味的是，周公在处置这个事情的过程里，由于为了照顾方方面面（临时中央，后方中央局，东哥）等等，在企图面面俱到时，显得略微不够干净利索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俺看来，这是“如何做事”的问题，在这方面，当时的周公做得还不够完美。

而且，俺同样要提醒各位的是，上面的引文，是俺翻了关于宁都会议10来本权威党史著作后，所仅见的一段引文。----由于《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个历史文件迄今仍未公开，而徐旭初在党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度又不高，且所引的这个片段的语句文法颇有拖沓，重复之嫌。-----因此，这段引文是否真实，俺是存疑的。---这也是俺为啥称本小系列为“罗生门”的本质原因。

当然，周公在宁都会议前后对东哥的真实意图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以东哥的睿智，假如他觉察到了宁都会议中周公的真实意图的话，---他后来拒绝留在前方“助理”周公的行为就值得玩味了。----而在玩味之间，我们也隐隐觉得，虽然迄今不过七十多年，但有一些关键的历史事实，已经变得隐约而晦涩了。就像东哥和周公这样绝顶聪明的伟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居然富含这么多的内涵，实在让人感叹历史的厚重和幽玄了。。。

【更正】根据一剑南来兄的材料，也根据俺相关资料的判断，应该上面引得徐旭初的引文至少是印刷错误。因为，这一句“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对照上下文，明显很突兀，且不协调。假如结合一剑南来兄给出的原文资料，：

更可以看得清楚。-----如此看来，徐旭初的这个错误大概错得很大了。。，而作为传播者的俺，也是罪过不小啊。。，在此，特向一剑南来兄致谢，并向同学们认错，，-----因为这涉及到周公的令名，是必须要澄清的。---在此特地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