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H：过河卒子（下）】

假若重新返回1946年12月30日——

刚下飞机的胡适校长尚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

至于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

此案是孤立的个人行为，“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新华日报》形容这是“狐狸的同情”，看官们不妨个人定夺。

傅斯年1月4日接受联合社访问，“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16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人作战。近10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云。”

谢教授的曼妙灵感之一，比如说因东方特别道德而兴有的特别性心理，才导致中国人抗议，大约得自胡适此处。国粉们乐于纠缠的“苏军呢苏军呢”，大约亦得自傅斯年，no——更早，得自于美军犯事，蒋政府却驱人呐喊的“抗议苏俄”……几十年过去了，形散神不散，是之谓也。谢泳赞美胡、傅“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那简直是一定的。

二战中，美英为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不惜出让中国重大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

1945年7月初，蒋政府和苏联谈判，因内战需要，有求于苏，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

1946年2月11日，部分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布社评，“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

2月22日，重庆学生大游行。2月22日，傅斯年、吴世昌等文化界名流联名撰文，抗议苏军久滞东北，英美亦颇有共同托管的私心：“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但凡学生运动难免有种种插曲，1999年抗议游行，麦当劳和肯德基多少有被砸的，也有店家赶紧出言声明——自己并非美国店，以免玻璃受损。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被捣毁，合众社报道：“捣毁事件发生于游行经过二十分钟以后”，想似有人很有些顺势而为的小九九。2月22日，周恩来就此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学生游行，表示爱国热忱，吾人极感佩”，“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2月27日，时任国府中宣部部长的吴国桢表示，“政府从未协助或组织学生之游行，相反的事实，政府曾用各种方法，予以劝阻。”

苏联原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国府担心苏联撤军后，东北迅速被土共攫得，先后要求苏军延期至1946年1月、2月撤离。苏军拆家伙搬家伙搬得高兴，自也不愿意那么早离开。苏联对于“反苏运动”，于2月26日发表针锋相对的声明：好，撤就撤，但撤军日期不早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同时附注：国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苏军开始撤离一些地区，却又把地带留给国共相争，颇见其棋局章法。

曾在同一张反苏声明上签字的吴世昌和傅斯年，几个月后因沈崇案分道扬镳。傅斯年的屁股和国府一致，一心念念借力打力，把美军视为反苏反共的友军后盾。吴世昌却实在晓得，哪个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谁不想咬中国这块大肥肉呢？ “美国以前一直是个工商业国家，赚钱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虽富正义感，但有时亦敌不过资本家的利欲心。中国抗战初起时，美国军火商大量供给日本以杀中国人的武器。中国前线反法西斯的士兵，后方无辜的妇孺，被日军用美制炸弹炸得血肉狼藉，军火商人固熟视无睹也。后来索性采取现购自运（Carry and Cash）政策，似专为帮日本军阀的忙，使贫而无船的中国束手挨打。那时若非苏联帮忙，其情形殆不堪设想。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半天内日机炸死三千美海军，三天内击沉十四美舰，美国才悟中国三年多的抗战，是在替美国受难与拼命。因此才开始帮中国一点忙，然截至民国三十三年湘桂之役为止，据重庆政府发言人称，给中国队物资尚不及给欧洲战场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注：1944年）以后，始有增加，以迄现在。”

“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雨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蔽，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来得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张爱玲的这句话用于描述国际政治，却是一语中的。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第一桶金。穷鬼想从富人那里挣1块钱，要么自己挣到1块，帮人家挣到5块，要么干脆就是给人家送钱的。真正能拿到第一桶金的，胆识、意志、运气，缺一不可。无胆无识却自以为聪明、一心幻想从人家那里借势，结局亦不难想象。

说到“自由独立”，不管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自然也要付种种代价的。鲁迅虽未擎着“自由主义”的大旗，然而“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亦是他一生心旨，为3.18案丢掉北平教职，辗转南下，终死上海。我手写我口，自然要遭受种种明明暗暗的罗网打压，“独立”二字，后世听着悦耳，活人确实遭罪。而像吴世昌这样无党无派的纯正书生，眼见国事不堪，站在民族一员的立场上，说点常识真话，可惜这样的“自由独立”，却多半要被历史埋进尘埃里。倘若有一种“自由独立”，神坛上得，好处享得，代价几无，那多半像今日官员们异常普及的“研究生学历”，自是难以普及大众的密宗小道。

1946年的周恩来和1947年的胡适，公关专家的天赋素养，尽显无疑。然而周恩来收梢得漂亮干脆，胡适最终赔进了自己的声名，中间缘由，远非“站队”对错这么简单。胡适的强项处在于“建设”，有限处亦在于：不问青红皂白，一颗急于建设的心。北洋军阀当权时代，他便有“好人政府”的建设之心，于是看广东“孙匪”就有些不以为然。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作文如下：“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经李大钊居中提醒，胡适的语调有所缓和，其立场却难称转圜：“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

是时，有人批评陈炯明“叛道”、“悖主”、“犯上”，胡适对于“道德主义”显然自觉占了上风，这些言论无非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打倒旧道德的旗号很正确，可是他何尝不是新瓶旧酒，在道德主义中任意诛心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便是“为了旧怨”、“太小器”了？所谓“政治”，公事众事也，如此剖析一位颇有理念的政治家，是否失之草率？难怪1924年8月《民国日报》同版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和胡适《少谈主义》，孙中山颇为不快，批复如下：“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论语》有曰：吾道一以贯之。诚哉此言。鲁迅、胡适各自道路，早有端倪。

早在1908年，27岁的鲁迅写《破恶声论》，心中已有执念，“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讏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这段石破天惊的话被后世一些知识分子解读为“反智主义”，其实大抵是境界不同的缘故。国族危亡之际，鲁迅以国族之根本为索引，始有深自肺腑的士人反省，亦成为告别士大夫最为彻底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甚至有意为落伍的“旧物旧人”留足了空间，“今者古国胜民，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则咸入自觉之境矣”。有些人是一心要占据着“新”的制高点扫荡旧人旧物的，然而这怎么可能？把别的活人视为落伍，扫荡干净，这固然是种妄想，然而居高临下审阅，不失为轻便可行的计划；将自己的洞见、自信共享于众人，“发国人之内曜”，使“中国亦以立”，这条道路显就前者来得艰难。

1929年，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讨论中国政治，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了“五鬼乱中华”的论点，“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此言一出，引得当日尚赞同“好政府主义”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评价为“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在《答梁漱溟先生》中就“军阀”一事回应如下：“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和梁漱溟同样注重实践的陶行知先生，言简意赅，写了首打油诗：“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家教授们，并不是从石头缝里突兀钻出来的，亦是一以贯之。这个“一贯道”，倘若追溯起来，就果然“太黄太暴力”了。

1934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提及这位“新青年”同仁：在“《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20年代初，“新青年”同仁们因道路、政见不同而分裂，渐行渐远。本声明20年不欲参与政治的胡适终于卷入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剩余价值’”,他深为不安，于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政府主义”，谏言北洋政府实现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还提出一些具体主张，如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和平地实现南北统一，要求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之类。倘若不能和平统一，南方各省军阀联省自治也好。“联省自治”，实是当日热门主张，用一个“大明白人”的话说，南北议和，难；裁军废督，难。“联省自治”的名目一出，这不就凑合着“和平统一”了吗？裁军问题，不也算解决了吗？问题横亘眼前，如此绕过，真正聪明至极。

胡适的幻想更多，他以为，并非“分赃”的和平的南北和谈一定会实现的。国会宪法，可以稍缓，约定一个倒计时期限，下一步，即可“努力”做来。难怪阅世更深的罗正纬叹气说，“用意本是极好，但事实上面，很难成功”。“你们主张和会不要分赃，我看和会里面除开分赃以外，没有他事。决不能够依照我们研究学术的情形，各人拿个真实的见解，平心静气的讨论。因为南北问题，本是分赃主义。……国会问题，恢复很易，开会很难。你们仔细考虑一番，才晓得这个法律的纠纷，比较总统问题，更难解决。……你们的两个主张，无乃大简，不好怎么说法。”

倘若不赞成一方武力统一另一方，那唯有双方“分赃”，只需常识便可看出如此图景。有人问了，难道我们有办法制约他们“分赃”吗？胡适的答复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起来用决战的舆论来监督他们，如果我们不准他们鬼鬼祟祟的分赃，如果我们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敢说‘不要分赃更无办法’吗？”这位改良主义者，显然晓得“手枪炸弹罢工罢市”这些手段更为切实有效。

改良和革命，用他此时自述，不过是“分工不同”。【“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

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来破坏与建设都不是绝对的相反，他俩的关系也有点像你们说的鸡蛋与鸡的关系；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同时并进，等到鸡蛋壳破裂时，小鸡也已下地了。况且人各有偏长，而事业须合众长。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颓橼剩瓦也要人做，打图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说过：

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袜。

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我们对于国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1922年）

（因字数限制，本节完，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