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F：过河卒子（上）】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古往今来几千年，这句话太有味道。1946年7月5日，胡适坐船抵达上海。7月11日晚，李公仆被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散会后，闻一多与长子闻立鹤一并被枪击，闻一多死亡，闻立鹤身负重伤。闻一多和胡适曾为新月同仁，不知胡适知闻此事，内心深处作何感想。

7月17日，胡适抵平前日，《大公报》发表了【中央社 本报讯】“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毛泽东1945年曾托傅斯年转达问候，胡适1945年8月已致电回复。如今在“中央社”特为发表，实则已经“站队”完毕了。其电云：

【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是十足的中央腔，而非第三种声音。第三种声音好歹会讲双方一致裁军、军队国家化、组成联合政府云云。

胡适抗战中担任驻美大使，颇有苦劳，抗战胜利后又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制宪，踌躇满志中，“建设”之心昂扬，也很正常。1945年7月，傅斯年去了次延安，毛泽东赞他五四所为，傅回复说，“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更有趣的是傅斯年求字，毛泽东“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给他题了一幅唐人章碣的《焚书坑》，其中名句即“刘项原来不读书”。同去的黄炎培回来对中共大为折服，兴奋地写了一本《延安归来》；傅斯年则观感非常不好，无疑也传导到了胡适。胡适的回电，亦有割裂之心，更不用说第二次特为发表了。

此年11月9日，朱家骅致胡适电，“国大决如期开会，盼兄能来参加。想雪艇（注：王世杰）、孟真（注：傅斯年）、全文兄亦必盼望也。”人以类聚，诚不我虚。沈崇案要角都是一个圈子的。

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同日特意写了封信相劝：“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先生对于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先生能否考虑迟两周，俟会真能开成再去？不是杞人忧天，一年余昆明历次事件之经验已使人成了惊弓之鸟。”

看官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朱还是周，对于国大能不能开成，心里都是没底的。蒋介石拉拢张君劢的民社党，民社党反出民盟，摆了土共和民盟一道；土共和民盟断然拒绝如此“伪国大”，下面剧情如何上演，尚是未知之数。周炳琳，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国民党员，亦得到国大邀请；显然，昆明历次事件很让他寒心，遂拒绝了。写给胡适的信很见朋友拳拳之心——就算你非要去，不妨以北大校务拖一段时间，看看进展再说为好。

郎心似铁，已不可追。胡适开幕式便即出席，这届国大是属于花瓶和样板的，他本就是国大的中心人物、主要演员。“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如此言志，一叹。

12月24日沈崇案发。北大来电，请胡适速归。胡适沉醉于制宪，12月30日下午方抵达北平；周炳琳几月前“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竟似反谶，北大群龙无首，亦分裂为两派。据第三种声音《观察》第21期报道，他“从西苑下了飞机，看着一路上学生写的标语回来后，立刻就发表谈话讲：‘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学生应当愤慨，可以开会游行，但是不可以罢课，因为今年的开课本来就晚，再一罢课学业太荒废了。”可是不罢课何以能游行？何况罢课本就是1日计划，同一篇报道里，学生自知“罢课是我们宝贵的武器，用过了又收藏起来”；三十一日，北平各大学又复课了。这能荒废多少学业？

对于胡、傅两人口口声声的“法律问题”，吴世昌——这位1946年2月和傅斯年联名反对苏军滞留东北的知识分子在《观察》杂志《论美军事件》一文中说得最好，【至于这个案件本身，胡适之、傅孟真诸先生指为是法律问题，而非政治或外交问题，因此附和者甚多。此种看法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是美国内军人侮辱华侨女子，或美军在华强奸美籍女子，或中国军人强奸中国女子，则是法律问题，今此事由于美军在非战时留驻中国，才能发生。美军留华，至多只能说是政府的政策，试问根据中国或美国那一条法律，美军可以驻华？政策不能等于法律，美总统的声明亦不等于法律，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如果说美军驻华系根据条约，则中国人民始终未见政府公布此项条约，因此亦无从知道这批暴行叠出的美军得驻到何年何月。如确有条约，则已牵涉外交，也已非纯粹法律问题。此事既由政策（或外交）所造成，则显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次，认此事为法律问题的胡傅诸先生，也承认学生所提四项要求是对的，且极同情愤慨。只不同意其游行示威，并劝学生不要由美军暴行联想到美军留华问题。假定这四项要求是对的，则此点即已足够证明这不是纯粹法律问题。因为如果是法律问题，则只要惩凶、赔偿已够，任何一国的法律，不会把罪犯处刑以后，还要他及其所团体的别人道歉及保证以后再不犯罪。照一般法律的惯例，法庭的判例，也不一定要求一个犯强奸罪者处刑后再赔偿。所以既承认要求道歉保证是对的，亦即不可避免的默认这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何况还同情愤慨！如果一定要断章取义，认为强奸案本身是法律问题，则一个社会学家也可说这是社会问题，一个心理学家也可说强奸案是变态心理学问题，一个医生也可说这是生理问题，一个宗教家也可说这是道德问题，如果这个美兵讨不起老婆，一个经济学者也可说这是经济问题。我觉得这样断章取义的看法是不合理的，至于因美军驻华而发生此案，教人不要联想到美军驻华这问题的根源，也是不可能的。】（注：谢泳提及并引用过此文不同段落）

吴世昌，红学家，1984年电视剧《红楼梦》的顾问。——今天非法、经系的文科学者大多安生呆在书斋里，或者盘算同一个计划书能拉到几笔基金；而在民国，这样的人物却被时势逼得写社论，发签名。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实在是当日情状。吴世昌此时的言论比胡适更近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但凡有常识的百姓，也会把“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的说法视为“掩耳盗铃”。

体制外人士一般从道理、感情透视事情，自然不屑“掩耳盗铃”的把戏，但凡体制内人物，就知道“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自有无穷奥秘。事情闹到这么大，民怨不平，得找个通口，法律问题，已剧透了程序表演套路；而“非政治问题”，沈崇案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不能伤及“美军驻华”政策，破坏中美邦交。——说白了，蒋政府还要倚仗人家安内呢。这就定下策略和界限了。何思源还想过让学生做政府的后盾，试图从美国那里找回点权益，这是多么政治不正确啊，哪里顾及了中央政府（蒋政权）的利益？！

胡适在南方呆了50天，一回北平，“中央及地方政府便不能不把这个重载压倒他的头上来。外交部教育部都和他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希望他能贡献意见。”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都是他的熟友。

沈崇案发，外交部的眉头马上一皱，棘手麻烦，如何是好？他们只愿地方政府和教育部尽快摆平一切，勿使友邦惊诧。12月30日，外交部致电北平市政府，“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案尚待迅速妥善解决”。次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奸污中国女生案究竟真相如何？有无强奸情形？盼即密示。”

教育部则忧虑学生动态，倘若能安抚下来，那自然上上大吉。1月2日，朱家骅致电胡适，“此次平市美兵奸污女生事，本部极关注，究竟当时实情如何，该女家庭有何意见表示，以及近来学生情绪如何，凡此种种，亟待明了，以备参考。务请以最迅速方法，妥为调查明确。”

你看，教育部想减弱学潮压力，外交部便要多承担些；外交部希望少劳动友邦，少些麻烦交涉，自己省事，教育部那边面对学潮，便要吃紧了。1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里抱怨“美兵在平强奸北大女士沈崇”，“朱骝先（注：朱家骅）复不肯以教育部长资格作任何纠正之表示。予乃商由行政院发表一通令纠正之。”

蒋介石的确特别需要胡适，他的手腕一向太过粗糙了。之前危机公关失败连着失败，胡适极有政治觉悟，深谙中央之心（不会像何思源那样越线）；外交部教育部颇可居间润滑，且还愿意干脏活累活；胡博士青年之友的形象到底别有一种魔力。此时，胡适就是“极不妙的时候”出现的——合适的问题解决专家。

沈崇案之所以“起码”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和沈家的坚决也是分不开的。1月4日，沈家起诉。——而国民政府的对策无疑是使之“仅仅”成为一个法律问题，那就走走流程好了。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教育部及各地军政机关，负责控御各地学生对北平沈崇事件的抗议行动，电称：“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制裁。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各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务各本此旨，负责劝导，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为要。除分电各省市政府外，合亟令仰遵照并转饬遵照，此令，院长：宋子文。”

——这就是性质确定、评价确定、基调确定的足本剧透了。

外交部长王世杰觉得教育部长朱家骅未尽责任，无非人心不足，只恨不能一身轻松。实际上，朱家骅堪称一位成熟的“讲政治的”很有先机洞见的党国干部：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致电胡适、梅贻琦等人：“平市美军侮辱女生之事系违警刑事案件，自应听由法律解决。现闻有人假此鼓动风潮，未免太无意识，贻笑中外，应速设法劝阻，并整饬风纪为要。”

元旦，因美方那边苛刻要求以及国府微妙立场，沈家尚未寻得相宜律师。

据费平成叙述，沈家经袁翰青找到费青，费青慨然答允。1月4日，沈家向北平法院起诉。

1月5日，胡适知会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三人，“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

仔细研读，不由慨叹胡适极倾全才，这位公关专家果然高明。沈家所聘律师，捍卫沈家利益，媒体再跟进，沸沸扬扬，国府压力骤增，国府剧本也许亦要落空；官方想要有所控制，自然要换上“自己人”。可是风头浪尖，一味硬来，后果不可逆料。胡适以北大校长之姿，堂堂正正出面，“政府帮助受害人，学校也想尽方法帮助受害人。我们学校的法律系刑事人才都全部请出来，地方法院亦然，对于受害人能给她多大的帮助就给她多大的帮助。”——这就义正词严，胜利转进，煞是好看。

12.1五人法律组，费青已被沈家聘请。现任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这位12.1事件上书的主要起草者，却被摒除在外。和沈家多少有旧的钱端升，亦被摒除在外。

1947年1月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第28次行政会议，议决聘请燕树棠、赵凤喈、蔡枢衡、李士彤、费青、纪元等六人为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负责代被害人搜集法律证据。12.1五人法律组，这次重用了其中之二：法律系原系主任燕树棠（谢先生史料云“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赵凤喈。费青身份不明，倘若是原告律师，实也无法去掉；恰好费青亦是北大教授，这就含糊“会同”“一统”了。

沈家为尊严而战的意志，实堪敬重。穷苦的受害人在“金钱赎买”及“权势冷面”的双重夹击下，经常不得不委屈妥协。沈家世家大族，此次纯为尊严理念、公道是非而来，志刚义纯，颇难打发。杨正清态度一贯坚决；“受害人之父沈劭已来平，要求由我法院审判一部，报界亦作此盲目主张，奸党更在伺机煽动，本府正与党、团、军各方合力预防不良演变”（见何思源1月14日《市府函电》）；就连沈崇亦对记者表示，“如审判时，彼之二监护人杨正清及胡适可陪伴出庭，彼亦愿出庭。”记者以此语采访胡适，胡适的回复亦慈意动人，“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然而只看人的场面话，是看不出复杂人心的。

（太长了，且听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