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C：两个北大】

谢泳先生引用的这段史料尚语焉不详，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关于此事的叙述更加详细：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滩大操场，即有各学院同学集合。迄九时许，全场已有千余人。同时，各新标语、新壁报，纷纷增加，贴遍各处。尤以各教授之谈话及上书司徒大使之声明书，最为触目，争相阅读。十时，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学生之联合进城请愿游行队已出发之消息传来，各同学莫不兴奋异常。十一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等进城，至北大办公处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等，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当议决对学生游行事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

我素来敬重郑天挺先生学问严谨，直到翻阅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后生们哪是容易得窥全景的？物理学家郑华炽，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务长”身份，暗示我们诸多内情。

清华班子一目了然：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训导长大约类似今日“学生管理”或“政工”一系领导，褚士荃言论亦相对收敛谨重，然而，三人齐心，颇可得见。

而诸种史料中，北大班子却只能散见各处。因为一旦整合一处，谁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云，此年6月，蒋梦麟要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介石属意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复校后的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时在国内（胡适尚在美国），蒋介石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先行咨询傅的意见。傅斯年于8月17日上书力辞，盛赞“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极具“佳话”体。政府任命发表后，胡适就任前，由傅斯年暂代。胡、傅素来亲厚，亦师亦友，同气连枝。傅斯年代理校长后，屡次发表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他1946年1月7日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实在说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适1946年7月5日抵达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先以陈雪屏后以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注：本节人物基本出场完毕）

训导长：陈雪屏。

秘书长（胡适年谱中称为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对“陈雪屏”只字未提，对“郑天挺”、“郑华炽”亦只字未提。我们既看不见“同学何必如此铺张”的陈雪屏；亦不知郑天挺、郑华炽诸先生的担当。这样如何能还原沈崇案的真实全貌？

他借《申报》批评了梅贻琦和陆志韦两位先生，然后径直盛赞胡适、傅斯年“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这种逻辑，何其武断草率尔？

《文汇报》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证了《世界日报》的报道：

【新闻记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长室，这里有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周炳琳、钱瑞升诸教授，有两位同学在哭诉校外分子来北大行凶以及向达教授被辱这些事。郑天挺安慰了一番，说学校必想办法，周炳琳教授则慷慨激昂，大声说：“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这时电话铃响，原来是训导长陈雪屏来电，说他今日因病不能来校了。陈先生病的真巧。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负责人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干涉，并与治安当局洽商保护学生】

12月27日，学生团体代表往谒陈雪屏，目的无非是探问徵求校方意见。北大复校，国民党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陈雪屏担任北大训导长，蒋政府显然颇有深意。“陈雪屏在北大积极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这样一位人士，说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令人无比愤慨，仔细想想，并不令人吃惊。

沈崇案发时，北大校长胡适正在南京忙着起草宪法。根据年谱，他11月11日晨飞赴南京，12月30日飞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陈雪屏的继任者贺麟也参加了国民大会，回忆如下：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人称伪国大），胡适和我都是代表。我这个遴选代表大概是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的。我们同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到南京后，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适担任执行主席的一次大会上，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伪宪法，郑重其事地交给胡适，胡适则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蒋介石讲了一通宪法的来源和意义以及什么“还政于民”的鬼话，两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们还听了参谋总长陈诚的军事报告，报告胡吹要在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等等。小组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组，我连个座位都没找到，站着听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后来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学看朋友去，没再参加会。从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闭会，我就回北平了。】

胡适1938-1942年任驻美大使，1945年作为国府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一年两制宪：1946年11月25日，胡适在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典礼。南京期间，他给人题写条幅，“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写照：建设的，乐观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贺麟，已觉制宪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入不进戏，甚感无聊。

北大群龙无首，训导长陈雪屏的话，可谓官僚遁词与精英傻话共一色，群众听得面目发青。当然，陈雪屏官运亨通，亦可想而知。据继任者贺麟回忆，

【1947年9月，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特务陈雪屏调走。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胡适派总务长郑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干（可能是陈雪屏和朱家骅的推荐，经南京最高领导人同意，让我接任）。……郑好说歹说劝我先干一干试试，等有了人可以不干，并说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书呆子当训导长，我就不清楚了。学生们对此也感到意外。当时学生们经常请愿，有时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带大家去见胡适。胡认为我推卸责任，由此渐渐产生了不满。记得朱家骅曾经三次以教育部长的名义给学校来信，在信中开列过几批学生的黑名单，要求学校开除这些所谓“异党分子”。胡适把信交给我处理，也不表示什么意见。我则把信往抽屉里一搁，跟谁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贺麟过境南京，“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接待我。”

党棍陈雪屏在北大师生心目中什么形象，有无威望，同样可想而知。他和郑天挺、郑华炽级别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难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浇油，学生势起，游行在所难免，他只有称病在家，由郑天挺、郑华炽先生收摊承担了。“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亦可见陈雪屏势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31日《益世报》登出一条奥妙无穷的短讯，道破郑、陈间的歧异：

【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二人意见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关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学生游行时，曾邀请训导长陈雪屏到校，陈推说有病，未到。郑表示遗憾。】

12月27日，学生组织了“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亦积极联络清华等校。29日，筹备会会场被砸，民主墙壁报亦被人扫撕一空。30日晨，“职业学生”及打手们撕去罢课的布告，贴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课”的告示。历史系向达教授正好路过，眼见种种不堪，知识分子“迂气”发作，这位秀才试图和猛士们讲讲道理：“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人家哪里肯听你的真理，打骂有加。此即新闻中所言“向达教授被辱”一事。

学院知识分子，言必称言论自由，视之为内心信仰。然而遇见不信却又会武术的，只能束手。钱端升教授被问及对“情报网”共谍逗引说持什么态度，钱教授的怒言既可乐又悲凉，“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有钱印这些东西，我的政治学讲义，到现在还没印出来！”

搞到这种地步，教授们亦要反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校长室内已经怒不可遏，当北大学子等待清华、燕大学子入场时，这位周教授，亦毫无避嫌，出现在操场上，示以支持。学生们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汇报》叙述时亦难免唏嘘，【原来周先生正是当年五四健将，一瞬卅年，如今已两鬓如霜了。】

好一个“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关于代际更迭很敏锐的洞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多数青年人的热血、慷慨、风发，向来如是。等到30年后，自己上了宴席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当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间掠过，恐怕亦只有压下不想，还能怎么样？有家有业，上街闹革命，你试试？再说，换人真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维自然会比青年人多有顾忌、疑虑，这亦是自然的。一个成熟的社会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担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变革，有人步步谋划；有人热情，有人稳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稳稳刹车。

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27年之后，竟然被满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来打酱油，这是多么令人感慨万千的一幕。记忆和此刻叠合，想必他心里亦感慨万千：我还是那个我？世道还是那个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变了我？！

1946年12月31日，《新民报》刊出的《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达、郑华炽、钱端升以及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亦在列。

这份名录并非以姓名笔画排序，排在第一位的人，叫“袁翰青”。

（猛料将出，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