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B 清华：中流砥柱 齐力断金】

梅贻琦校长太牛了！当然他不是一个人，清华的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可对照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各个都很牛。

这项数据更是北平高校中独一份的：

【清华大学各院教授于二十九日对学生纷纷表示抗议美军暴行意见，据该校自治会同学称：该校教授及助教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罢课，百分之九十赞成游行。】

教务长吴泽霖表示：“抗议是应该，罢课学校当局不便表示赞同，不过同学既然坚持罢课，学校决不至强迫学生上课，这种侮辱，不仅是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学校的事，而是大家同学的事，全中国人民的事。”

训导长褚士荃语重心长：首先不反对罢课，此外，“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次同学发生时间，最初都是以校外为对象，而终结都是牵涉到学校当局，希望同学重视这一个事实，力避这事件之发生，不要造成学校当局与学生对立的现象。”

朱自清：“赞成罢课，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

吴晗：“主张彻底解决，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才更有效。”

张奚若：“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注：张奚若是徐志摩好友，亦是“第三条道路”之一员。第三条道路实是知识界主流。抗战中张奚若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用一句话总结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1957年，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周恩来力保，毛泽东说“张奚若是个好人”，虽勇猛如斯，也未划为右派。此是后话）

何汝辑:“只是罢课效力有限，我们应该由自治会同教授会联合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

赵仿熊：“美军暴行是由于他们贱视中国人，把中国人看成奴才的结果。赞成向外宣传及游行示威。”（见1946年12月30日《益世报》）

梅先生在清华将要复校（抗战时清华、北大、南开等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时曾在日记中一坦心胸，“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关键。

壮哉此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元培先生所坚持的“兼容并包”，恰如好友鲁迅所言，——实需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人（原文是他们，在下因意略改）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自己诸般承担，给别人路走，这样一条艰难的路，多少人愿意走呢？

蔡元培先生之后，梅贻琦先生又有此志，实令人感慨万千。——于是，蔡元培先生时期的北大，梅贻琦先生时期的清华，熠熠光芒，遂成永堪后辈眺望的风景。

梅贻琦先生最牛的文章，我以为是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1943年）。当年在《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中读到，感慨良深。其眼光视野胸怀，穿越时代，抵达今日。

工业化三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

【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绝不容易。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的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的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一是关于基本科学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10余年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以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

【为了适应今日大量技术人才的需要，我认为应当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而勉强的设立许多大学工学院或令大学勉强的多收工科学生。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出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我们在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德国工业文明的发达，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其高级工业学校的质量之超越寻常，显然是一大因素，此种学校是专为训练技术而设立的，自应力求切实，于手脑并甩之中，要求手的运用娴熟。要做到这一点，切忌的是好高骛远，不着边际。所谓不好高骛远，指的是两方面，一是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论，空泛到一个与实际技术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与社会的方面，要使学生始终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谓的“白领”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我不妨举两个实例，证实这两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在目前是相当流行的。此种心理一天不去，则技术人才便一天无法增加，增加了也无法运用，而整个工业化计划是徒托空言的。】

【我前者接见到一个青年，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东南的某一个工程专科学校，修业5年以后，算是毕业了。我看他的成绩单，发现在第三年的课程里，便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应用力学一类的科目；到了第5年，差不多大学工学院里普通所开列的关于他所学习的一系的专门课程都学完了，而且他说，所用的课本也都是大学工学院的课本。课本缺乏，为专科学校写的课本更缺乏，固然是—个事实，但这个青年果真都学完了么?学好了么? 我怕不然，他的学力是一个问题，教师的教授能力与方法也未始不是一个问题。5年的光阴，特别是后3年，他大概是囫囵吞枣似的过去的。至于实际的技能，他大概始终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如果他真想在工业方面努力，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关于理论方面好高骛远的例子。】

【关于艺徒学校的设立，问题比较简单。这种学校，最好由工厂设立，或设在工厂附近，与工厂取得合作。初级的工业学校，也应当如此办理。不过有两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大大增添此种学校的数量，二要修正此种学校教育的目标。目前工厂附设艺徒班，全都是只为本厂员工的挹注设想，这是不够的。艺徒班所训练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术，将来到处有用，我们应当把这种训练认为是国家工业化教育政策的一个或一部分，教他更趋于切实、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与文化的意义，否则岂不是和手工业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没有分别，甚至于从一般的生活方面说，还赶不上徒弟教育呢?艺徒学校的办理比较简单，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为农工子弟，他们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奋斗已成习惯，可以不致于养成上文所说的那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工业教育的人还得随时留意，因为瞧不起用尹的风气目前还是非常流行，他是很容易渗透到工农子弟的脑筋上去的。】

【不过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准备供给这一类的人才。】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无论组织工业的领袖人才了。其后来终于成为良好的工程师和组织人才的少数例子，饮水思源，应该感谢的不是工学院的教育，而是他的浑厚的禀赋与此种禀赋的足以充分利用社会的学校或经验的学校所供给他的一切。就大多数的毕业生而言，事实上和西洋比较良好的高级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多大分别，而在专门训练的周密上，不良态度的修正(如不屑于用劳力的态度)上，怕还不如。】

【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说也奇怪，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和工业理论的关系虽大，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经深深的感觉到，所以一面有工业心理的工商管理一类科学的设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一类名词的传诵。其在中国，我认为前途更有充分认识与训练的必要，因为人事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易于发生摩擦，难期合作，是一向出名的。总之，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我在此也不妨举一两个我所知的实例。

我以前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学之前，曾经先进文科大学，并且毕了业；因为他在文科大学所选习的自然科学学程比较的多，所以进入工科大学以后，得插入三年级，不久也就随班毕业了。就他所习的工科学程而言，他并不比他同班的为多，甚至于比他们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与见解，他却比谁都要多，他对于历史、社会、经济，乃至于心理学等各门学问，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结果，毕业后不到10年，别的同班还在当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他却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了。】

梅先生此文使我坚信，有见地有境界之人往往殊途同归；对于我理解50年代土改并集体化及毛公时代教育用心，别生一条路径；愈信建国60年道路颇应“总结协调”，善善相叠。此乃杂话。

1946年沈崇案发，清华燕大学子，表现卓异，积极勇悍。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注：陆先生为人可参见《逝去的大学》中《陆志韦与燕京大学》部分）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曾委婉批评：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懂得学生游行非仅为沈崇而来，实“有大意义”的陆志韦、梅贻琦先生，得谢泳先生“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之誉，可谓“求仁得仁”。

这段叙述中，最堪回味的是“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但凡一个八卦人士，都晓得，北大有好戏看了。

（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