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崇案发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军队400万，是土共军队三四倍；且法统在手。说到学校系统控制，执政党亦天然占有资源优势。

1946年，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在北平区成立，亦专设了“学运组”，在全市47个大专院校均有下设小组。除此之外，还有“中统学运组”特务组织在各校活动。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在回忆录里承认，“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

谢泳先生所提供的资料亦可相佐——邵燕祥如是回忆，【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

邵燕祥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普通中间派学生的心路历程。1947年，他尚持“党团退出学校”的中立看法：所谓职业学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应撤离校园，还其一片净土。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亦是客观现实。

再以谢泳先生提供的史料为据：

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杨静远在美读书，1948年写给恋人的书信倾心话胆：【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中国的内战》对学生的主流思想论断是很准确的：

【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由中共统治全国的想法。然而，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麻木不仁和腐化堕落不满。他们推论道，为维持这样一个政权的执政地位而打一场内战，代价太高了。】

倘若说彻底一点：他们不过强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并没有积极选择我要什么。他们不断在延宕决定的时间。

就像在今日论坛里，潜水员才是主流。说话的早有了主意，潜水员心里话：你们俩最好别掐，非要掐，请单挑，上论据，我慢慢看，慢慢决定。但是谁也不能坏了论坛的规矩，要是非要从别的论坛请来太多马甲，上窜下跳，搞得论坛乌烟瘴气，毁了整个论坛，我们没法过了，自然要反对你。

曾经我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一个未完成的可能性，后来才明白，所谓“第三条道路”，不过是观望，打酱油——不是历史没有给其机会，时间永是流逝，梦想过第三条道路的人们多会告别、分化。他们反对时比较清晰，亦有底线；他们的理想却是一个不存在的“奇点”，除非他们真正参与博弈；而一旦真正做出选择，“第三条道路”却如梦幻泡影，倏忽消散，人们揉揉眼睛，正视脚下的土地。

1946年沈崇案发，观望的潜水的中间派尚没有就国家的命运和自我的道路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他们明确知道自己不能接受什么：忍无可忍，我们一定要打打酱油。那么，到底是谁，将潜水员逼成酱油党的？

（土鳖抗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