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佐青和周维斌的悲惨故事 [ 笨鸟先飞 ] 于:2009-04-20 22:23:14 复:2144703
杨佐青和周维斌的结局都很悲惨。杨的儿子直到80年代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杨奠坤就是杨佐青，而周维斌也是在85年才被平反。命运坎坷，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
先说一下杨佐青。搞清“杨佐青”身份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81年，正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晓宏，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信，这是他的一位忘年之交——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师张以谦写来的。 在信中，张以谦请张晓宏帮忙查找一个叫[COLOR=blue]杨奠坤[/COLOR]的人，这个人是张以谦父亲张逸仙的战友。随信还寄来一份张逸仙生前写的自述材料，材料详细记述了张逸仙和杨奠坤在东北参加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经历。 受朋友之托，张晓宏开始到各个相关部门打听和查找有关材料。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结果很令他失望，没有人知道杨奠坤这个人，公开材料里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故此，张晓宏打算写信告知张以谦。就在此时，有了意外的线索。张晓宏从同学父亲那得知一个叫“杨佐青”的人。张晓宏到黑龙江市委组织部，找到了“杨佐青”的自述材料。通过张逸仙和杨佐青的两份自述材料，调查出了整件事的经过。
杨佐青（杨奠坤）是一名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员，也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大哥”--苏联派到中国的情报员（谍报员或特工）。
杨奠坤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满洲省委负责军事工作。1932年被排到吉林，组建武装队伍，组织抗日斗争。在一次和日军的战斗中负伤，返回哈尔滨治疗。接替他的是满洲省委的战友，后来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杨靖宇（其实杨靖宇本名叫马尚德，为了稳定军心和迷惑敌人，借杨奠坤的名字，改名为杨靖宇）。1932年冬，伤愈的杨奠坤被派往哈尔滨做地下情报工作，在此认识了张逸仙。1934年和张逸仙到莫斯科西北郊森林的苏军培训学校培训（杨奠坤时年23岁，张逸仙40岁）。到该校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俄文名字。杨奠坤叫“瓦尔德尔”（张逸仙叫“古斯达夫”）。培训结束后，理所当然的被派往中国参加苏联对中国的谍报工作。
“苏联特工”的身份暴露，1942年9月16日晚被日军抓捕送往司令部连夜受审问（当然少不了严刑拷打）。杨佐青在始终不受威吓，没有透露情报组织系统，绝对是个硬骨头。但最后被送往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法庭，判处8年的有期徒刑，这也是因为人本人从他嘴里撬不出东西来也没有更多的证据。1945年抗战胜利后，得以获释出狱。1948年，杨佐青重回到哈尔滨，但早已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了。这一年，杨佐青和叫“苏风”的女子结婚，组建新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黑龙江外事处处长一职。文革时期因有“苏联特务”之嫌疑，而遭到迫害，以至于1970年去世。而他的儿子杨晓云知道80年代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却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父亲了。
可是相比经他介绍入党的周维斌，杨佐青还是幸运的。
胡乔木文集中有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可怜，可悲，周维斌落得如此结局，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在胡乔木这篇文章中，是被作为一个深藏在要害部门的“反革命分子”的典型而点名。
哎，做特工难！做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更难啊！！
周维斌出生于1907年，辽宁辽阳人，1923年后在辽宁省立三中、上海交大附中、辽阳县高中及北京宏达学院学习；1927年到1929年在哈尔滨警官高等学校学习并毕业。尔后他在沈阳、天津等地活动，谋求赴法留学未成。1931年他回到哈尔滨高等警官学校任校刊主任，经杨佐青（时任中共北满特委兵运工作负责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中共北满特委批准，负责组织哈尔滨抗日武装暴动。由于临事不周，武装暴动未能起事。九一八事变后，因与杨佐青是单线联系，杨佐青离开哈尔滨后，周维斌便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32年周维斌加入苏联极东情报组织。1936年周维斌赴苏学习，1937年作为苏联远东军青年突击队小队长被派遣回国，在北平、天津一带活动。周维斌在做了一些工作以后即将启程赴苏时，于1939年春被日寇在北平抓捕，投入哈尔滨监狱归案，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与难友组织并领导了“反日工作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维斌立即联络出狱同志、地下工作者、抗联战士和苏联情报员等革命者，组织北满临时省委，被推选为书记。
　　首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利用9月3日在八区运动场召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的机会，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大会后，刘亚楼（时任苏军少校，为哈尔滨军管会代表）派人通知周维斌和张观，要他们立即去沈阳找关内来的老八路，说找到老八路就可找到党的领导机关。9月4日，周维斌、张观两人即在苏军保护下乘苏军军用列车赴沈阳，先后见到了唐凯、李运昌、冯仲云、韩光、李荒、张昭等。9月18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由锦州到达沈阳。不久即在李运昌的介绍下，彭真和陈云接见了周维斌和张观。陈云肯定了他们在哈尔滨的工作，赞赏他们及时找党汇报情况，指示他们立即随北上部队回哈尔滨，与抗联名将李兆麟（时任苏军在哈尔滨的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取得联系，协助李兆麟做好四项工作：第一，发动群众；第二，建立武装；第三，接收政权；第四，收集物资。10月15日，周维斌和张观回到哈尔滨后，向李兆麟传达了陈云的指示。后来李兆麟以滨江省副省长名义任命周维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
　　周维斌、张观又根据李兆麟的指示，向北满临时省委传达了陈云的指示精神。临时省委即根据陈云指示开展了建军、建政两大工作。
　　在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的领导下，周维斌作为哈尔滨市的第一任中共公安局局长，在当时相当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办的许多特殊任务，并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至1949年，周维斌出任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1949年后半期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原会长李兆麟于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3年，周维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民政司副司长，抗美援朝期间曾任解放军东北军区汽车学校政委；1954年至1955年回北京后任内务部户政司司长。
　　尔后周维斌的命运发生了逆转。1955年8月，他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并如上所述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作为典型在《人民日报》上被点名。1958年4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周维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2年6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73年1月，经辽宁省凌源县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两年；1978年6月，经辽宁省朝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1978年6月，周维斌刑满后在辽宁省凌源农场就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春风也终于眷顾了周维斌。1985年5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厅再审判决，撤销了1957年的原判，周维斌得以平反，恢复原职级待遇。鉴于内务部已于1966年12月撤销，周维斌到民政部离职休养，1993年7月4日终老于北京。
总算人生的最后几年周维斌还是得到了老邓春风的眷顾，最后得以善终。但是一生坐牢，其中在日本人的大牢里蹲了6年，在自己人的大牢里蹲了整整23年。可悲，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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