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徐世昌任民国总统，月俸三万元，办公、交际两费每月各四万元，另由交通部、烟酒事务署每月各补助六万元，崇文门税关每月补助四万元，仅这几项公开收入，每月就有二十七万元。当时北京市民一月有几元钱就够生活了，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小职员，每月有二三百元薪水已经算小康，徐的收入千倍于鲁迅，而尚不满足，当时陋规，新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筹拨一百五十万元，由部长亲自送交总统，作为到任后的零用，此项恶例由袁世凯开始，每届总统都是照办，但总统照例只留一百万元，余五十万元分给财政部长。徐世昌到任后，财政部长曹汝霖送交徐一百五十万元，徐竟全部留下，曹汝霖不好意思开口要，只得作罢。后来五四运动中曹家被学生砸毁，旁人借机向徐提及此事，劝徐分一部分给曹，徐也只给了八万元。徐世昌一向对人表示要廉洁自持，实际却如此爱财，某次他跟老友闲谈中说：“一个人若是没有几百万元，那还算个人吗？”

2.袁克坚系袁世凯的次妻吴氏（朝鲜人）所生子，后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半夜跳墙强奸校长女儿未遂，被开除学籍。

3.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陆军总部溃逃入云南，卢汉不让他们进昆明，陆军总部只能驻在曲靖，机关千余人再加上眷属，不仅住地拥挤不堪，更领不到配发的粮食，连中将署长、副署长在内，大家都在街头拍卖私人衣物以维持一日三餐，军乐团就到戏院卖票演奏度日，军用无线电队只好靠代发商业电报收费过活。还是警卫团有办法，找县政府开了征粮证，分头下乡，四处搜粮。种种狼狈情况实在难以形容。

4.周养浩掌管贵州息烽集中营时，生财有道，除了利用犯人的劳动力开工厂办农场，还利用军统名义办运输。运输使用的卡车除一部为军统拨给集中营押运犯人的车，其他车均是拦截过往货车，检查后找借口扣压使用。运输内容除代运走私货物收取高额费用外，经常将在四乡压价收购的生猪、菜油、粮食运到大城市出售。为从农民手中廉价拿到粮食，集中营的警卫人员持枪逼购、吊打农民是常事。某次，一个农民被吊打后还是实在交不出粮，集中营警卫队员不死心，改变方法，设计恐吓，由一个队副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其他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和牛头马面，半夜闯入农民家，将农民拖来审问逼粮。

5.刘峙在抗战时期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手下有个担架营，系由卫戍总部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劳动总队美其名曰改造流氓扒手，把当时社会上部分盗贼抓来，用铁链子锁着强迫劳动，其实被锁上的都是些安分的犯人，真正的扒手盗贼却被负责看管的人私自放出到街上继续盗窃，偷来的东西就分一部分给总队的官长分赃。在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强壮的去当担架兵，其中颇多扒手盗贼。靠这些人搞救护，问题当然很多，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时就出了问题。惨案发生后调担架营去搬尸，这些人进入防空洞后首先搜检尸体身上的财物，大大耽误了时间。防空洞里有些人还没有死，在被搜检财物时还能挣扎，这些坏蛋就把人卡死灭口。负责指挥搬尸的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发现后，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担架兵，搜出的财物用小汽车运到了刘峙家。

6.抗战时期，重庆防空司令部情报所在大坪朱家花园建筑一所防空洞，当时核定经费为四十万元，主要花在开石洞上，出乎意料的是，当开石方开到一丈深后，发现底下是个天然岩洞，面积比原计划的还大，因此预算经费可节约十之七八，本来是刘峙发财的机会，但正在此时发生了大隧道惨案，刘峙被免职，由贺国光接任，刘贺两人就互相争这一笔意外之财，最后协商为由刘峙报销二十八万元，贺国光报销十二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