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作为资本原始积累主导形式的大大小小官僚资本以“诸侯割据”的形式再度出现了。它与上面说的历史上的官僚资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掠夺的主要对象，是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积累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因而具有对抗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破坏性和反动性。据粗略估计，每年因官商勾结的腐败而掠夺的价值达GDP的15%上下，相比之下，中国产业资本的销售额利润率最好也不过6%左右，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率更只有3-4%。官僚资本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官僚资本的掠夺，迫使真正从事实业的资本如果不交纳对“润滑剂”的贡赋，往往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但官僚资本极其贪婪地进行掠夺的冒险性，又使被迫纳贡的实业资本（例如，中小国有资本和中小私人资本）在遭受轮番洗劫后，几乎血本无归。官僚资本在商品流通和货币金融领域对资产的掠夺性再分配，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恶化，银行坏帐率居高不下，产业资本发展缓慢以至停滞萎缩，工人大规模下岗失业，农民撂荒外出，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的结构性因素。当前官僚资本的再现也有两重性：一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直接掠夺和瓦解；二是再次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官僚资本就这样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中国官僚资本的再现是在西方资本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形成的，因此，它与资本全球化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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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资本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权力资本有意、无意地混同于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正是苏文的问题所在。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对立的两极。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公共权力机构，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为统治阶级的公共权力机构所共同占有和共同管理；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既是统治阶级的公共权力扩张的基础，又是这一扩张的结果。官僚资本则恰恰相反。官僚资本是统治阶级的公共权力机构被私人占有化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公共权力机构被侵蚀、削弱、瓦解过程中的历史过渡现象。官吏把阶级的公共权力蜕变成个人的私人权力，以此对社会的剩余价值进行超经济的掠夺。这些剩余价值乃至工人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本来已经由国家资本、私人资本或个体劳动再生产出来了，必须用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或个体劳动自身的积累或劳动力的补偿，但却被官吏以上述方式掠夺去了。官吏的超经济掠夺，属于国民经济的再分配，毫无生产性可言，具有逆生产力发展的极端反动性。它破坏了工业资本的成长和集中，破坏了银行金融资本的成长和集中，更无须妄言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金融资本了。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侵吞、摧残国家资本的基础上，此长彼消，从官僚资本的基地上绝不可能平滑地“长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者正是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阻止权力资本“和平长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更大障碍，是第三世界的官僚资本对西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性和买办性，中国的官僚资本也决不例外。

“ 依附性”比“买办性”的外延更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本几乎都具有依附性，依附于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世界市场。而买办资本则是境外资本的代理人，具有直接从属的依附性。一国的国内矛盾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被看作是“内因”：（1）该国具有独立的、自主发展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在该国领土统一的基础上，对所辖范围内的事物具有完整的独立国家主权；（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外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国际关系。否则，该国生产要素的组合乃至政治权力的运行，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三个世界”结构中的因子或子系统，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等级结构的下层，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与第一、第二世界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内因”、“外因”的关系。

以上讨论的，涉及对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前途的基本估计，事关大局，不可不查，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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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经贸》2007年第5期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