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条件我都符合。

我在新疆长大，也去过西藏，两地都有朋友。

想了解真实感受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些信息。

少数民族政策在某些方面被俗称为“60%政策”，7、80年代时政策体现出来的民族优势很明显，单位提干、学校招生、部队招兵（那时大家都抢着当兵）、企业招工都必须保证60%以上为少数民族。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少数民族少考个200分也能上大学。那时候少数民族享受着多种照顾，没谁说当地的汉族实际上在吃哑巴亏（汉族人有怨言但是必须服从大局）。

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多为汉族人，含港澳台商）为了企业利益不再愿意聘用太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汉话都讲不好的。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程度偏低、忌禁多、纪律性和工作效率相对较差、酗酒闹事的机率比汉人高得多，同时要求的节假日也更多（汉族的+本民族的），甚至经常以做礼拜为名一整天不上班。

企业主的理由我不知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毕竟许多少数民族也还是很本份勤奋的，但少数民族政策在这里慢慢地失去了实际作用，而政府看重招商引资，也不好象以前要求国营单位一样来要求私营企业。少数民族的失业率升高了，这就造成少数民族的失落感，尽管这个过程实际上伴随着更大规模的汉族人的失业（我们叫下岗）。怨言通常出现在境遇下降的过程，哪怕是之前的起点被人为地拔得过高了。其实最可怜的是南疆的那些“献了青春献儿孙”的汉族农垦人，他们辛苦大半辈子，如今回一趟老家，经常连个内地的民工都不如。

即便有这些社会矛盾，少数民族也并不是想着要闹独立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境内并没有根基，少数民族要求的也就是更好的待遇。谁也不是傻子，要独立，几十年前中国曾经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个时候都没闹出什么独立来，现在更没有可能。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民族问题，只有普遍的官僚腐败。而官僚腐败的负面影响一旦落到少数民族头上，就有可能被宣称为民族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少数民族干部也官僚腐败的参与者，可是他们出了问题，上面处理起来就不象处理汉族干部那么简单了--至少要多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培养一个民族干部不容易；二是处理民族干部要考虑在当地社会的影响。

这些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它是当年我们只讲政策不讲科学的简单管理方式造成的。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要向真正的现代社会迈进，仍需经历一个不轻松的过程。

关于民族问题，到现在我都认为有两件事政府做得不恰当：

1、少数民族优待政策--这个实际上是背离法制建设的。

2、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

如果真要讲民主，那么少数民族应当象汉人那样努力去适应现代社会的竞争法则，而不是仅专注于去年你给我多少，今年只给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