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史笔记 之六 [ kmy1810 ] 于:2008-06-03 07:04:02
1. 梁漱溟自述：年轻时觉得人生唯苦，唯有佛家出世最适合，因此决心茹素不婚。后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发现“论语”以“不亦乐乎”开头，全书没有一个苦字，而乐字却出现多次，“论语”中与乐相对的字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充满了乐观气氛。梁漱溟为此思考反省，终于改正自己看法，放弃出家，很快结婚了。

2. 1942年秋，宋美龄访问迪化，她的随从们发现迪化的几家商店里有从苏联输入的洋货（呢绒、食品、化妆品、照相机、手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重庆洋货几乎绝迹，价格昂贵。宋美龄的随从在迪化发现有便宜的洋货，当然不肯放过，从早晨出发抢购，一车车地买，几乎把迪化全市地日用品抢购一空，令市民为之侧目。


3.抗战前在山西，阎锡山出门很少自己走动，近处散步，大多由两个警卫员搀扶，上坡时有警卫员推腰，路程较远时则骑毛驴，毛驴左右经常有五六人扶持，当时有外国记者曾写通讯，称阎为“毛驴将军”。阎锡山系统内部有句俏皮话也说：“你真是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4.清朝末年，满族人荫昌留学德国，精通德语，尤其善长德国的市井秽语。德国皇帝威廉也喜欢讲市井脏话，但格于地位尊严，不能与臣下自由交谈，因此常常与荫昌作长谈，有次大宴会，威廉竟抛下众贵宾不管，与荫昌单独在一屋里畅谈不倦。

5.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物资匮乏，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也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有些单位用华东标准时间，有的则用华中时间，有的则以自己安装的日晷为准。大家时间不一致，导致开会和听报告总是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一直到1944年，为建立广播电台，才规定了延安同一使用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6.1942年延安中直机关食堂的饭厅规则中有一条为：“洗碗水倒入缸内喂猪用，不准随意倒在地上。”

7.延安时期，人们着装有干部服和非干部服之分，其实都是同样的土布，所谓干部服只是在腰间多出两条缝。1941年冬天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在中央研究院里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上吵到山下，最后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把自己的衣服让给王，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8.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推行大学区制，在北平上海等地引起学潮。此后不久，国民党第十区党部党员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蒋介石出席，讲话时称：“学生闹事，可能是受共产党主使……我有能力把共产党完全消灭…….”话未讲完，听众中就有两处传来“不要吹牛”的呼声。蒋介石气得把帽子抛出老远，大叫“逮捕异党”，当场把两个青年捆绑起来，两个青年仍直言不讳说是意见不同。后来由戴季陶出面调解说：“这是党员大会，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可以言词失检。”当场叫两人向孙中山遗像悔改了事。

9. 1936年为鲁迅出殡时，灵柩上所覆盖的绸布有“民族魂”三字，系沈钧儒所书。

10. 1945年8月10日，重庆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已接到日本左派情报，指出日本有投降可能，但要等待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由于未经证实，国际问题研究所不敢贸然上报。8月14日日本果然决定投降。这件事在一个月后被军统得知，戴笠密报蒋介石，蒋一怒之下撤销了国际问题研究所。

11.抗战时在重庆，军统局一向不买收音机，因为他们认为广播是宣传，听敌台广播怕中毒，只有自己系统送来的情报最可靠。结果1945年8月14日傍晚，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重庆市民已经开始放鞭炮，胜利的号外也印出来了，军统局本部还不能确认，一直等到第二天地下组织来电，才相信是事实。


12.杜月笙抗战前在上海开设了许多赌场，但自己从不去那里，而是在家里赌。小赌大约每次输赢上千块银元，大赌就推牌九，每场输赢在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杜月笙逢大赌时，十次有九次会赢，那是因为玩假牌，杜本人不耍花样，靠别人跟他合作来作假，作假赢来的钱杜与合作的人三七分。不过杜玩假牌的手艺远远比不上戴笠，某次戴笠与杜一起到范绍增家玩，曾表演过绝技：不论拿什么样的骰子都可以随心所欲掷出自己想要的点子！噫，戴老板若是遇上韦爵爷，想必会旗鼓相当，惺惺相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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