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自己家的事情，先说家庭背景：我的二姨姥姥（也就是我妈妈家太公的二女儿）的丈夫，是吴晗的同学，在大学教书。太公是大地主，但是文盲，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女婿。大姨姥姥的丈夫，是二姨姥姥的丈夫的弟弟，是县警察局（公安局）的局长，是不是军统不清楚。大姨姥姥和二姨姥姥是姐俩也是妯娌。大姨老爷当年杀了不少土匪，估计也杀过共产党。快解放的时候，太公卖了若干土地，给大姨姥姥一家出了路费。大姨姥姥家就跑台湾去了。因为姥爷是共产党，太公平时对大伙也非常宽厚，所以解放以后，太公也没挨斗。

文革的时候，二姨老爷挨斗，斗完不久就上吊了。昨天还是受人尊敬的领导或者学者，今天就可能千夫所指，被公开殴打羞辱，不许讲理、反抗。整人的，打人的，许多是平时最恶劣的人，但是出身好，革命有干劲，就可以整人。被整的往往比较迂腐，所以很少人有承受得了。咽不下这口气，又看不到光明，就走了绝路。死了还没完，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对抗人民”（拒绝改造？）、“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当时自杀的人很多。我妈妈的同事，有用刀抹脖子的，有上吊的。年轻人，家庭出身不好，性子比较烈，反复挨整。当时全厂（两千多人），先后自杀了五个。整他们的人，本来都是一起进厂的师兄弟，靠整人扶摇直上，后来成了市革委会成员(是相当于今天的市委常委，还是市委委员？那位解释一下)。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清理三种人，整他们的人被拿下、闲置。后来，通过关系又东山再起，成为原来的公司一把手，直到退休。那些同时进厂的师兄弟，一直是工人，靠退休金过日子，都没有整人专家晚景好。

世界上有公道吗？大范围有，小范围真的未必。

再说大姨姥爷，到台湾以后，继续干警察。退休的时候，是台北警察高级官员。八几年全家回家探亲，见过二姨姥姥。老姐俩，又是妯娌，一个是已经守寡若干年的寡妇，一个是统战对象、到哪儿都被高看一眼台湾同胞。不知道，当时两姐妹怎么想。

今天评价文革，有这么多的看法，其实很正常。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年有一直挨整的，有一直整人的，有先挨整后整人的，有先整人后挨整的，有几上几下的，有没有挨整也没整人的。今天，不同的人对文革，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如果说今天的台湾和当年的文革一样，那就让人觉得荒唐了。一个是混乱，一个是浩劫，两个层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