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文革刚结束），家里订有报纸，报纸上有用户编号。我们单位是边远山区的一个矿山，没有邮递员，每天只要到矿里的邮局看着编号拿自家的报纸就行了。

过期的报纸经过我母亲的裁剪，便成了手纸。

。大人经常交待我们，擦屁股前先把纸揉一揉。

有一次我把一张没有分解的报纸给扔了。我母亲大发脾气，把我训了一通，说是如果被别人拿去做坏事，再留下报纸的编号，我们家就完了。

当时只是不服气，觉得至于吗！等我懂事以后才感觉到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张。当时我父亲是井下工人，母亲是护士，作为双职工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因该是最幸福的，他们却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安全感，果然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我父母出身都很好，母亲是贫农，上了护士学校，分到矿山医院。父亲是孤儿，参军退役后进了矿山上当了工人。我父亲写得一手好书法，好文章，入党后提升到宣传干事，最后做到矿工会主席兼县工会副主席。我母亲工作也很努力，技术也很好，小孩和老人打针有问题，或者发生矿难要抢救伤员的时候总是叫上我母亲，最后成为一个有处方权的护士长。她年年都是先进。我想当然的认为我母亲肯定也是党员，她不是。她告诉我，家里有一个党员就够了，以后再有什么政治风波不会波及全家。这就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先进工作者在经历了文革后，对中国政治的看法！

我父亲曾评上全国劳动模范。在那个年代这是对工作者的最高肯定。之后，省总工会要求调动我父亲，已经帮我母亲安排了一家好医院。从边远山区调到首府，这是每个人的梦想。最后，我母亲死活不去，父亲也只好作罢。母亲的借口是不想离外公太远（外公家离矿山只有十几公里，离首府是两百多公里，一年后外公病逝），现在想起来估计还有不希望父亲过多参与政治的想法。

我们家几个小孩差点就成了高干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