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和我谈起相关的話题，提到文革，也提到如果没有台独，大陆会不会主动攻击台湾的问题，（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394085），对此，我根据自己的判断与了解作了点答复，想了想，或许单独成篇也好，所以放在了这里。因为最初的回复是给习惯正体字朋友看的，所以用了繁体，还请感觉不便的朋友原谅。 -- 萨苏]

您對文革只是聽到，我卻是親身經歷了半個文革，而我的父輩，則是經歷了它的始終。對文革的痛恨伴隨我的人生至今，以致我對任何給文革翻案的説法都無法接受。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100%壞的，但是我對文革的抵觸是100%。這因爲我們是人，不是一台機器，機器可以計算比例，永遠理智，而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是我覺得對文革 100%的抵觸都不夠。

文革是怎樣的災難呢？您從臺灣來，我們就從類似臺灣的事情說起。今天，在大陸的很多機關和學校，還可以看到派別的存在，而一些我很尊敬的師長們老死不相往來。理由，是文革時代的派系鬥爭一直流傳到了今天。我的師長們當年曾經互相用卑劣的手段互相攻擊，以至於到今天都無法相互原諒。他們是那樣壞的人麽？我的看法並不是這樣，但文革是發掘人們身上的惡意，讓他們彼此仇視和鬥爭。這一點，我覺得和臺灣前些年的族群分裂很是相似。即便有二二八，也應該是執政者的責任，而不是一個族群的原罪，我在九十年代初認識的臺灣人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自己到底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有些矛盾，本可以緩和，但也可在某些人手中得到放大。把一切弄清的理由理直氣壯，結果卻忽然發現每日點頭微笑的鄰居朋友原來是潛在的敵人。

本來可愛的世界可以變得很可怕。

今天大陸的道德問題是一件人人都很憂慮的事情，而大陸道德的崩壞我並不認爲是追求金錢時代的產物。人追求財富是很正常的，而且世界上的人們都在追求財富，大家並沒有喪失道德。在大陸之所以會發生道德的崩壞，在於文革和它之前的時間里，當政者濫用了人民心中的正義，理想和忠誠，他們要求子女去鬥爭父母，鄰居相互告發，每個人說的話都可能成爲罪名，法律癱瘓，大學解散，暴戾和謊言以正義之名大行其道。做實事的人被打倒，喊政治口號的人雞犬升天。這些做法使這一切美好的東西在文革之後人民不再相信，文革預支了一代或者兩代中國人的信仰。

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種信任和價值觀。從文革走出來的人仿佛走出一場惡夢，對一切都充滿懷疑和警惕。文革的結束，我的看法不是共產黨自己結束的，是在老百姓厭倦的壓力下不得不結束的，政治上，經濟上。我記得小時候家裏買回憑票供給的芝麻醬，很喜歡那種味道，一邊吃，一邊和所有小孩子一樣向家裏人詢問解放以前家人肯定沒有吃過這樣的好東西吧。一向很精神的祖母那天只是打瞌睡不回答我，使自以爲懂事很早，想在這件事上炫耀一下的我十分沒趣，所以始終記得。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我們老家河北自古盛產芝麻，粒大而且多油，是芝麻油和芝麻酱最好的原料，我们那里的人吃芝麻酱哪有要靠憑票供應的地步？祖母當然不敢說這些，但也不願意說謊話，所以她只好裝作瞌睡了。

文革後期，有一首歌唱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您可以明白，説好已經到了不需要道理的地步，説明什麽。有時一些朋友談文革也不是那樣糟糕，我常常在心中暗中說他肯定沒有經歷當時老百姓的生活。文革不是少數人受災的時代，當時最苦的就是老百姓。到了文革後期，人們不但對文革產生了厭倦（於是文革的支持者只好唱“就是好”了），而且有非常大的不滿，所以發生了一九七六年悼念周恩來引發的全國性抗議風潮。

可是從文革走出來的人，確有一樣好處，他們不再輕信，因此政客難以左右他們。所以，陳水扁在大陸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今天的共產黨，很清楚他們的統治需要如履薄冰的小心，有那麽多看著實力強大的政權都在登高一呼下如同冰山瓦解，他們也不是傻子，我想，這就是“和諧”提法的淵源。大陸的民衆和執政黨，有一點在相互探索可以相容底綫的互動，這種互動的平衡點慢慢移動，或許就是大陸走向民主的進程。

當我1992年在北京開始工作的時候，我的祖母給了我一個理想 -- 一個月收入兩百美元，我就放心你了。我的老闆是個很好的德國人，我問他中國多久能夠趕上德國？五十年？他很不好意思地搖頭。德國人很實在，說一百年，也很難呢。那時候我父親作爲研究員收入只有人民幣一百多元，中國還沒有一條高速公路，德國人說的話雖然讓人不高興，但是我們只有嘆息，沒法反駁。我們所有的電器，包括錄音機，冰箱，電視，洗衣機，都要從國外買來，很難，誰能買來一套，就得意得不得了。我的叔叔到日本工作，年底給我帶回一個鉛筆盒來，覺得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説來真是讓人傷感，當時我幾乎忘了“中國人”這三個字的含義。

“中國人”這三個字，我實在是此後的很多年慢慢體會出來的。中國人就是那種只要你給我一個和平的環境，給我一個機會，就像石縫中的松一樣可以堅韌生長的種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中國人，赤手空拳地走到那裏，去打工，去奔忙，去扎下自己的根，打下自己的第一塊房基，然後來告訴世界上的人什麽叫做奇跡。

我在日本，加班的能力讓日本的同事驚訝，而我自己知道，和北京的北漂一族們相比，我只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比我更年輕，更能吃苦。這次回北京，家人生病，主治的醫生每天七點鍾到病房，晚上十點鍾離開，我的家人動過手術，卻中間發生血栓，這位醫生正到南京辦事，當天飛回，半夜趕來察看。他不收紅包，醫院的護工說他是真的不收，“你給他是害了他”。其實，這位醫生的收入一個月只有八千元人民幣，看似較高，若在日本連一個打工洗盤子的都比不了。每當看到他們爲了一個機會努力地工作，我都能夠想起一句話 -- “退後一步是家園”。他們不再爲了一種宏偉的理想，而是爲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這種回歸的奮鬥精神，我以爲是中國持續發展的希望。

現在我們不再需要從國外買電器了，反而是國外的商店里到處是Made In China，我離開中國時（1999年），同級的同事工資已經是五位數（純粹每一個機會都是自己面試得來，沒有什麽關係和後門可走），我弟弟和我聊天總是很小心不站在路口，怕擋了別人的路 -- 文革剛結束時候孩子們都在用彈弓打路燈，來表示對世界的不滿和反抗。

我中國今日的繁榮，不是來自世界的恩賜，而是來自每一個中國人自己的奮鬥。

同時，我也能夠感到，從中國各個城市越來越多的樓群，從人們漸漸鼓起的腰包，從人們越來越自由的言談，他們對自己越來越自信。

自信是一種回歸，只有做好了，我們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否則即便是高音C，也是擠出來的。

我很自豪，因爲我們這一代人，在重建中國人的信心。

這些話説遠了。說句實話，如果共產黨還按照文革那樣做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大陸人都會發展成反共的。不是因爲理論上覺得它不民主或者別的問題，而是作爲老百姓被折騰得太苦了，被壓抑得太苦了，您能想象幾億人都穿灰的，藍的，黑的，女人不敢燙髮，男人不敢穿尖頭皮鞋的時代麽？

您髮我的文章給一些臺灣的朋友看，恐怕不免有些人說這個薩蘇是共產黨的人，因爲他寫的很多東西裏面，沒有什麽對北京那個政府進行鬥爭的文字。

其實我和共產黨沒有關係，甚至我家的傳統還是以無黨派自居的。這樣看薩蘇的朋友，大約是因爲看到薩的看法與自己不同，所以就認定薩肯定是敵人。腦袋里還是有“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弦兒，和文革時候的共產黨沒什麽區別。

然而，我的文字對北京的政府責難的確是比較少的。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避免惹事，而是我經歷過和體會過文革帶來的災難，所以特別愛護今天中國辛苦發展的來的一切。這一切不是某個黨的賜予，是老百姓一步一步得來。毀滅一個帶有缺點的體制，也意味著連它的優點一同燬掉，在廢墟上重建一個城市是不是真的那樣值得？今天中國的老百姓，不是如同幾十年前一樣忠於一個政府，而是和政府“相處”。沒有最糟，只有更糟，推翻一個東西容易，建立起來的也許更糟 -- 如果心裏沒數就推倒了，乾脆不是也許，是肯定會更糟。

對臺灣也是一樣，大陸和臺灣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是有差異的，這一點別人不知道中南海的人是清楚的，你真打下來怎麽辦呢？能保證讓臺灣人過得比現在還好嗎？不能的話這裡能夠安穩麽？那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大陸政府現在並不容易，内部問題，包括股市，房市，三農，社會保障都是壓在頭上的大山，國民黨打不下中南海，但大陸内部問題就不好說。台獨發生，共產黨是不得不打，因爲你既然執掌神器，這個時候你就得作爲中國的代表作事情，否則你就不要幹了，這份洶洶民情它承受不了。但是如果沒有台獨，他為何去打？打下來有什麽好處？抗戰勝利大家擡著蔣介石的頭像去遊行，三年以後蔣先生就去臺灣了，海灣戰爭美國打了個近乎零傷亡，老布什總統的聲望天下第一，但隨後的選舉中，他卻沒有贏得連任。戰爭的勝利，人民是很容易忘記的，並不足以帶來長期穩定的支持。

這裡面只一個因素危險 -- 臺灣綠營給大陸普通民衆留下的傷痕太深了。八年前“臺灣同胞”四個字脫口而出，很有感情的，現在大陸人的看法有了改變，這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共產黨這方面還是比較客氣的，是支持獨立的臺灣人隔海罵得太凶了。這種情緒如果被軍方試圖通過軍事勝利掌權的派別利用起來，挑動情緒對立，事情就不太好辦。

所以我說期待臺灣的朋友給和平一個機會，水是至柔之物，但卻可以消蝕最硬的鋼鐵。寄語臺灣的朋友，不妨試驗一下釋放些善意，如果得到的不是善意的回應，那不妨一切照舊，而如果得了善意的回應呢，也許説明老薩的判斷還有點兒道理吧，共產黨沒有那麽多錢把所有中國人都發展成統戰工具的。

當然，就事論事啊，生意上，還是要親兄弟，明算賬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