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爱”的叛徒

李文祥，26岁，1939年秋加入共产党，时任重庆城区区委书记，归刘国定直接领导。他在4月11日就得到刘国定被捕的消息，没有按照工作原则，立刻转移，直到22日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抓获。

他开始表现的还是相当顽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同时被捕的太太思念日深，每次与太太在狱中会面之后，他就牢骚满腹，思想开始动摇，12月的一天特务跟李文祥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自此李文祥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利用放风，走进敌特办公室，要求交待。在监牢中度过了8个月的时间，李文祥叛变了。导致3人被捕。

李文祥在国民党监狱里曾经说过：“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即使后来在共产党监狱里他又说了一段名言：“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八个月，我交出的名单中人，他们早该转移了，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

私下想想如果某位大导演有眼光，也应该象“色戒”一样，把这充满人性光辉和真挚爱情的好戏办上舞台。但是总感觉这些所谓大导演一定排演不好烈士戏，因为他们根本读不懂烈士。

下场

刘国定被授予军统中校军衔，肩牌还没捂热，重庆就解放了，他试图逃往台湾或香港，都未得逞，1950年1月被批捕。他在交代中说道：“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叛徒是没有尊严的。

冉益智被授予中校专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笔头子比较厉害的特点，专心写了一本《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四川解放后，躲藏起来，后来竟然跑到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主持的“脱险同志登记处”要求登记，脸皮之厚叹为观止。之后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已经自首的国民党特务，两人一个高喊“抓叛徒”，一个高喊“抓特务”扭打起来，直到公安前来，这场闹剧才结束。1950年10月，冉益智被捕。

李忠良和李文祥也先后被捕，这4个叛徒于1951年2月5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涂孝文和蒲华辅，后来有所悔意，拒绝透露进一步的信息，拒绝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最后与陈然（红岩中成岗的原型）等7位烈士一同被公开杀害。不知道他们在走向刑场的过程中，是什么想法。任达哉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虽然他也挺努力的向特务表衷心，特务却怎么也不相信他，1949年死于渣滓洞大屠杀。

骆安靖解放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枪毙，判了一个死缓，余永安由于不是党员，按照政策不能按照叛徒处理，被判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