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二） [ 老拙 ] 于:2007-07-02 06:51:00

左尔格会不会不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不会。

二战结束后，1949年春，驻日美军情报局在审理左尔格一案时，当年审问左尔格的日本检察官吉川和玉泽光三郎，预审法官和地区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审讯期间未对左尔格用刑。当然，日本人的宣誓证词很不可信，不能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对于这些日本当事人的宣誓证词，美国人也不信，并且举出两个反证的实例。1934年，新西兰人毕克顿被特高课审讯时惨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记者柯克斯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亡。这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尔格的身份毕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国的大使顾问。宫城和尾崎被捕后，先后供出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员。10月16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日本检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准了除左尔格以外，包括西园寺公一、前首相儿子犬养、克劳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于外务省的反对，左尔格的逮捕令却是由首相东条英机批准。也有一种说法，是由近卫首相批准。但是当天早晨东条内阁因左尔格案全体总辞职，因此不太可信。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和纳粹党驻使馆政治专员毛森格上校极其愤怒，在使馆里大喊大叫上纲上线，认为逮捕左尔格是挑拨德日关系的大阴谋。奥特一边将此作为德日之间的重大事件直接电告希特勒，一边紧急约见日本新任外相东乡。对着东乡大吵大闹没有见效之后，奥特又直接去找东条英机，死活要见左尔格。东条无奈，让法相岩村安排奥特与左尔格见面。被日本司法机构顶住后，奥特又去拜访天皇的御兄弟，然后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电，坚决主张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强硬要求施放左尔格。党卫队长毛森格也没闲着，写了一份共有22条证明左尔格完全无辜的文件，交给日本宪兵司令中村将军，并将报告呈递希姆莱…
日本司法机关方面虽然顶住压力，没有立即让奥特见到左尔格。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早晚要让奥特会见左尔格。如果届时左尔格乘机露出身上的伤疤，必将被德国大使抓住把柄，借机指责日方刑讯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尔格的供词。因此，在奥特大使见到左尔格之前，日本人不会动用大刑、酷刑，不会使左尔格留下伤痕。然而，在见到奥特之前，左尔格已经开口供出核心实情；之后，左尔格又主动要来打字机开始撰写长篇文字供词，日本人已无必要对他用刑了。
所以，左尔格并不是由于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尔格是意识到最后时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这是苏联的主流看法。1964年苏联承认左尔格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出版的《间谍—左尔格》一书，这样描述佐尔格要来打字机准备撰写时的心理活动：“左尔格心里明白，他不会活着回去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
这么说，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解释，佐尔格为什么要供出情报工作的细节、方式方法以及领导机构等等机密？
事实上，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员，守口如瓶的性格几乎与生俱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反复教育灌输“无名英雄”的思想，因此从来也不指望“人们由衷地怀念他”。不要说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就算面对着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举两个例子。
徐强是上海特科最后的负责人，是他组织特科人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寻找到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强病故后，他的爱人李云说：“最后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谁？徐强到死都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左尔格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左尔格被派往东京，原来上海小组中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翰笙被左尔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后，多少人劝陈老写写这方面的情况，老爷子就是摇头。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陈翰笙仍然在带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帮人查找汪伪政权时期司法部长的资料，问到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学生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录时，学生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他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问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笑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仍然解释不了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供出苏军情报机构的机密。

最后，左尔格是不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呢？除了方文有这样的看法以外，美国研究者也持如此观点，尽管没有明说。1966年，美国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查阅日本和德国有关档案记录，走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左尔格案件》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书中说到：
左尔格对审讯他的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的着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
据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左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
本书又在另一处提到：左尔格对于承认为红军参谋部四局工作的供词“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认为：“左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情况确实如此。战时对于军事间谍，确实可以一经证实立即拉出去给毙了，不必审判。左尔格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推理下来，左尔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只能承认在战略情报方面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绝对不能承认在日苏作战中的情报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认由于他提供情报而使日军惨败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尔格并没有隐瞒或者坚决否认他的情报曾经两次使日军在与苏军的交锋中败北，而是很详尽地做了供述。正是在这本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详细披露了左尔格的间谍小组在柳斯科夫、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做出，其主要资料来源出自左尔格的供词，因为小组的其他人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面和详细。
关于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从鹰犬到走狗》已有详细介绍。其中说到，鬼子根据柳斯科夫提供的情况，连续发起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作战，均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不少日本人

柳斯科夫并非“苏联人的套”。“苏联人的套”是左尔格小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总参谋部，立即全面供出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全部机密情况，包括部队部署、装备、兵力、密码暗语啥的全都兜了个底儿朝天。临了还告诉鬼子：西伯利亚已经成立了反对派组织，跟一堆干柴火的，就等着关东军过去点把火，熊熊大火烧起来——“苏联很快就会崩溃”。这话鬼子爱听，因为正好板垣、东条和土肥原策划了一个对苏军试探性战术进攻行动，一直没敢动作，被这个柳斯科夫一忽悠，胆子壮了，决定立即动手，以至于天皇不同意都没给拦住。
这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日本人将柳斯科夫的供词转交德国大使馆。递交情报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苏联人的，很快的完蛋！”负责与日军总参谋部交换情报的，是德国大使馆助理武馆肖尔，听了这话有点儿半信半疑，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向德军总参报告，就想到了左尔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肖尔与左尔格在同一个团，算是老战友了。左尔格来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词头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国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苏联很快就会崩溃”的说法，结成联盟左右夹击苏联，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左尔格使劲劝说肖尔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说八道，千万不能轻视苏联。然后，左尔格赶紧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词拍成微缩胶卷，以电报、密件两种途径报告苏军情报局。与此同时，左尔格安排小组各情报员加紧收集日军动向。画家宫城、尾崎秀实和左尔格本人从德国武官处获得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在哈桑湖制造一次边境冲突。日军认为，在边境冲突中，苏军肯定不愿意扩大冲突，他们会自动退出湖畔高地。左尔格立即将各种情报通报莫斯科，并且强调：“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结果。如果苏军在边境上稍有软弱或动摇的表现，都将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动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
7月底，日军开始向张鼓峰苏军边境哨所发起攻击时，左尔格小组的情报员记者武凯利奇到冲突地区采访，观看了日军炮兵阵地等设施。8月10日，苏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发起反击作战，侵入张鼓峰地区的日军被歼3000余人。
1939年5月，关东军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这时，武凯利奇又应邀前往满洲采访。画家宫城则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调集了大批部队，定于昭和14年8月24日拂晓发起进攻。8月21日，苏军先发制人抢先发起攻击，将日军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日军损失数万人和大批武器装备。
正当日军在诺门坎被苏军包围歼灭时，左尔格对德国大使奥特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曾经说过，柳斯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话已被揭穿，纯属欺人之谈。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概念。”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左尔格把这一切交待的如此详细明确，实实在在触到日本人的痛处，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于傻到“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吧？
也正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特高课警员大桥回忆说：“有一次，左尔格跟我开玩笑地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我回答：‘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左尔格听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左尔格不可能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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