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实行“兵谏”，监禁蒋介石，爆发西安事变。

1935年10月，张学良奉命率领东北军驻防西北，负责剿共。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以后，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一定共鸣，尤其是下层官兵对于抗日夺回东三省愿望强烈。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对于剿共战中遭受的损失，均被蒋介石以各种借口拒绝补充，部队取消番号等感到不安，中央对于东北军的军费也不充分，逐渐造成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对于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新政策，展示苏区的种种实情后释放。作为九一八事变后的焦点人物，对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当时国内记者都有所观察。张学良也曾经对于国际联盟“主持正义”抵抗强权抱有过信心，但是均以失败告终。此时东北军官兵被不断释放，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情以及红军的组织训练等后，相当震撼。大约在1936年春天，开始了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1936年8月10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密会，商讨“联蒋抗日”问题。此后红军同东北军事实上停战，两军互相交流，逐渐为世人所知。10月15日前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力量增强。但是在准备对付国军围剿的同时，共产党仍然下达了不愿意同国军再度爆发激战，以最小限度的自卫为原则的指示。

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战役部署，对于张学良的立场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10月底在西安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对此作了激烈抵抗。然而11月中旬中央军出动，进退两难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函蒋介石，表示除非进行一定限度的抗战，否则对东北军无力控制。蒋介石12月3日在洛阳听取了张学良申诉后，12月4日亲赴西安，连日召开会议强调剿共的重要性，12月10日下令三个月以内完成对苏区的围剿。张学良感到此时如果进行顽抗，有被解除兵权的危险，12月11日晚上联手杨虎城断然发动兵变，12日清晨逮捕并软禁蒋介石，晚向全国发出通电，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同时提出八项抗日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采纳各党派意见，共同担负救国责任；

2，停止一切内战；

3，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政治犯；

5，民众爱国运动自由；

6，保障人民机会结社自由；

7，实行总理遗嘱；

8，立刻召开救国会议。

除去第七项外，同共产党主张类似。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否已经同共产党协商过，自然众说纷纭。但是从现在的资料看，尚无法肯定事先已经通告中共。例如第二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西安事变对中共完全是突发事件；张国焘等党内干部有过趁此机会出击潼关击破中央军的主张，明显同张杨的主张相违背；当时日德防共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对此过于敏感的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认为是德日汪精卫的法西斯阴谋。各种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西安，尽管遭受监禁蒋介石态度强硬，东北军内部也有相当势力要求处死蒋介石，这对于张学良当然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张学良，各种舆论也多有指责。例如东北青年学社，中苏文化协会等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也要求释放蒋介石，认为张学良的举动乱国纪，招致友邦嘲笑，破坏抗日战线，阻碍复兴之路。12日晚，南京召开国民党首脑联席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任命了何应钦为总司令，下达了15个师的动员令，决定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阎锡山宋哲元余汉谋等各地将领也陆续发表通电，支持蒋介石。处境艰难的张学良于13，14日邀请中共干部前来西安，14，15日共产党连日召开会议，探讨对应方针。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等干部乘专机前往西安，同张学良会谈。16日，南京政府发动讨伐张学良的军事行动，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尽管如此，各界主张仍然逐渐转变到政治解决，避免内战的呼声上。当时苏联方面也在考虑德日防共同盟事项，15日电告中共中央劝告和平解决。此间蒋介石同周恩来以及南京方面代表等人举行了会谈，也表现了一定的放弃强硬立场的姿态。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也准备飞赴西安进行周旋。17日，蒋介石写亲笔信给何应钦，要求中止讨伐行为，18日战斗中止。19日，已经确定和平解决方针的中共中央通电南京西安以及全国各界，提出：

1，南京西安方面的军队以潼关为边界，和平解决前不越界；

2，南京立刻召开和平会议，邀请除南京西安当事者的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参加（中共代表也参加）；

3，和平会议以反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讨论抗日救国以及“蒋介石先生”的处理问题；

4，会议地点在南京。

共产党的这四项主张并没有得到南京西安的允诺，但是强烈促进了和平解决的动向。20日，宋子文飞赴西安劝说蒋介石，21日返回南京同孔祥熙，何应钦，冯玉祥等人协商，22日同宋美龄一同再次飞赴西安。民间呼吁保证蒋介石生还的声音也高涨起来。在此情况下，南京西安均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25日蒋介石返回洛阳，26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返回南京。26日，公开发表了蒋介石于24日对张杨的“训词”，内容虽然对张杨的举动有一定的“以大局为重”之称赞，缺乏实际意义。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认为蒋介石26日的声明不能满足民众要求，同日蒋介石引咎辞职，被南京政府“慰留”，并同意了他休养一个月的请求。31日，张学良被军法会议处以十年监禁的判决，37年1月4日蒋介石的请求下被特赦，此后一直处于软禁状态，杨虎城下野出国。1月6日，西安剿匪总司令部被撤销。对此处置抱有不满的东北军于2月2日发动反叛，5日被镇压，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此后东北军西北军逐渐被中央军分化瓦解。西安事变彻底落幕。

西安事变本身而言，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无可置疑。但是从整个35年36年局势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结束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机已经成熟，西安事变本身不过是实现的最后一步。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虽然转变了政治态度，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仅仅以口头保证承诺，对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敌对而言，这种口头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当然成为焦点。此时正在海外的汪精卫在西安事变中受到南京政府邀请返回，1月18日到达南京，就发表演说认为共产党根本而言不可信赖；1月24日拜访在奉化休养的蒋介石时力劝蒋介石不要改变到此为止的方针。对此共产党方面也有警惕。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已经不再视蒋介石为对日妥协派，反而敦促蒋介石尽快结束休养返回南京；1月2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止土地革命，并声称如果国民党能够满足下列五项条件，

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2，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各党派军队各界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救国；

4，尽早完成对日战争准备；

5，改善人民生活。

共产党将保证：

1，全国范围内停止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

2，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3，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普选；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断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1937年3月15日开幕，为期八天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激烈探讨。汪精卫等人士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但是已经完全不得人心。除原来就主张容共的宋庆龄何香凝以外，宋子文等英美派，孙科等亲苏派，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李石曾王宠惠等元老，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全部不同程度地倾向于“联共抗日”主张。虽然也通过了一个防止中国赤化的决议，措词绞尽脑汁相当隐讳，没有实际意义。国民党也正式踏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了以下四项要求，

1，包括红军在内的武装全部彻底取消；

2，政权统一，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

3，根本上停止赤化宣传；

4，根本上停止阶级斗争。

对于此四项要求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陕北的毛泽东和当时在巴黎的王明都强烈谴责。但是这四项要求本身不过是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不得不拿出来做点反共姿态的摆设，实际上并没有被国民党实施，双方接触中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因此4月3日中共中央也表示了接受，认为同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并无实质性不同，国共合作原则已经确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姿态赢得各界好评，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干部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包括国系的报刊上并予以介绍。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自2月底开始进行，整体上进展顺利。国共停战，苏区封锁解除等尚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情况下，5，6月以后苏区同外界的人员流动事实上已经没有障碍。

国民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尚未释放“七君子”，对此不少舆论当然抱有不满，但是事实上的对日本战争准备加速。1936年农业丰收，对外贸易好转，给备战带来了有利的经济形势。1937年度的预算中，军费开支高达13亿7千万元，达到财政支出的65%。预计建设陆军191个师，170万人，海军四舰队73艘舰艇，空军作战飞机314架。6月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各方面负责人探讨问题，邀请了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同各界人士商谈。虽然这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际意义的协议，留给公众一个国共可以同舟共济的良好印象。35年以后被驱逐出华北的蓝衣社和国民党员，此时也公然开始筹划在华北重开活动计划，而共产党以清华大学等为基地地下党始终在活动。这里顺便说一点八卦，赵括上学时有清华的同学告诉过我，说当时清华党组织招收新党员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清华大学的党员比例还不如解放前的地下党。从日本的这个记载看，并非虚言。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立刻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

#土鳖不抗铁牛了，这个系列到此为止。顺便说一点赵括的感受。

估计不少朋友看到这个系列后的第一感，是意外，和国内的宣传，无论国共方面都不一样。赵括第一次读到相关资料时也有同感。但是仔细推敲，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并非没有根据。对于日本人而言，最为关心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抗战态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于国共之间的内讧，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人以及直接对手，恐怕也仅仅关心是否会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战能力以及决心。例如抗战中的皖南事变，国共之间无论怎么互相指责，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就电告东京，认为不会在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日决心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思考，对抗外来侵略发展民族经济，这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均有共鸣，国共也不能例外，因此在种种对抗中仍能找到合作的蛛丝马迹。随着外来侵略的深化，敌对转化为合作，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共双方对此，虽然因为多年敌对不能同心同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均进行过有益探索，进行过友好合作。以西安事变为标志开花结果，应该说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国民党本身，赵括最大的感受在于如果单纯从名字上判断，广义而言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各军阀可以说全部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即使是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等。而事实上，当然不会有人赞同这种观点。国民党的历史正是赵括开始思考政党问题的开端。一个政党单纯以名称判断，赵括以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政党的特色，我以为第一在于对外争取社会支持靠的是政治纲领，第二在于对内保证政治纲领实施靠的是组织原则，这两点一旦被颠覆“党将不党”。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四一二前后的国民党（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共产党）看法根本不同的原因。实际上赵括看来国民党经历过的危机共产党全部经历过，例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为张国焘同中央意见相左，几乎火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因为党组织扩张过于迅速，内部成分趋于复杂。而共产党以一句“你见过红军打红军吗”避开了第一个危机，以整风运动避开了第二个危机，避免了重蹈国民党覆辙。代价并不是没有，选择虽然艰难，所以才显得有价值。

不可否的是，日本方面的资料有日本方面的考虑，并不能视为金科玉律。这个系列仅仅是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提供一些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希望大家能对“旁观者”的立场有一定程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