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二九运动，共产党方面当然没有旁观。此时陕北根据地基本上已经稳固，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也越来越积极。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中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1935年12月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十二月决议”，认为现在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招致现在政治局势的根本变化，如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紧张，国内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以及一部分军阀对于现在开展的民族运动抱有同情，或者有参加可能。在此新时期应当缓和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预想到了资产阶级的参加，这同共产国际的人民战线构思有所差别。12月27日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将共产党构想中的人民共和国参政权赋予了包括工农知识分子以及抗日军人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富农，小地主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在不进行封建榨取的前提下，排除出了财产没收以及革命的范围之外。在共产党的口号中，逐渐放弃了“工农苏维埃”等措辞，共产党的组织也对一般抗日分子开放。虽然在36年中对于党团开放问题以过头为由进行了修正，1935年底共产党对于抗日的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此时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仍然抱有敌意。其根本思考方法在于推进蓝衣社以及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中的抗日运动，孤立蒋介石为首的对日妥协分子，并予以打倒。毛泽东12月27日的报告中也断言蒋介石为首的买办阶层不会采取抗日措施。虽然共产党已经显示了联合抗日的热情，仍然存在不同蒋介石合作的界限。

随着1936年国际局势变化，英美苏等国都采取了同蒋介石接触的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也已经相当稳定，共产党也不能无视此种变化，政策也从“反蒋抗日”逐渐走向“联蒋抗日”。最初论述同蒋介石合作可能性的，并非陕北的毛泽东，而是莫斯科的王明。在35年12月底，王明发表的文章中已经主张联合蒋介石以及其指挥下的军队进行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这带有共产国际指示的烙印。共产国际内部对于蒋介石的看法仍然不统一，但是基本上已经在考虑同蒋介石合作的必要性。1935年10月25日，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其总则的第三条就规定研究宣传中苏文化的同时，促进两国两党关系。11月5日，发表了对苏联国庆节的祝贺；11月19日，在国民党内部播放了苏联电影，观众不少是国民党机关人员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6年1月11日-18日，进行了苏联版画展览。对于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要人多有支持。会长为立法院长孙科，名誉会长为监察院长于右任，蔡元培陈立夫等人也是会员。35年以后中苏关系进展顺利，对于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没有影响。蒋介石在日后的回忆中也承认当日方发表“广田三原则”时，认为应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屡次安排外交部长张群同苏联大使博格莫罗夫会谈，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维持和平的方法。虽然由于中东路战争问题，外蒙古问题，以及多年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等原因，国民党内部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感还相当强烈，但是两者间合作的可能性已经产生。莫斯科的王明在此时机发表文章表示“联蒋抗日”的意图，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对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而言，一方面要对付国民党的军事压力，接受“联蒋抗日”当然非常困难。1936年2月17日，红军两万人在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的指挥下开始东征；2月21日发表东征宣言，明确此次东征目的为前往河北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对日妥协的蒋介石，可见尚没有接受“联蒋抗日”构想。红军正面的阎锡山张学良虽然拥兵数万，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共鸣，红军也采取了专门攻击阎锡山部队的战法。阎锡山部队不仅质量上不是红军对手，对于红军没有战斗意志的部队也为数不少，屡战屡败一个月间就丢失了1/3的山西省。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仍然拒绝中央军进驻，仅仅要求军费和弹药补给。蒋介石当然则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完成山西的中央化，命令曾为晋军现在听命于中央的商震两个师一个旅出动，后面跟随了陈诚指挥的七个师，3月7日进入山西，8日开始双方激战十余日。

对于毛泽东，此时也已经认识到蒋介石实力雄厚，短时间内无法打倒，3月10日在呼吁阎锡山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时，措辞中已经不见“反蒋”字样，而改为“反汉奸”。共产国际的机关杂志上也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

“如果蒋介石以及其他的一切军队中止对于红军的敌对行为，中国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命令红军停止对于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队的敌对行为。红军将同以前的敌对军队一起全力进行抗日战争，履行中国人民以及学生运动的希望。”

3月22日，攻入山西的红军开始撤退，5月初全部退出山西境内。5月5日，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别名《回师通电》）中，表示希望在一个月内达成同红军的对手停战协议。当然，这个建议完全被蒋介石无视，并没有达成国共合作的实际效果。但是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转变，对于政治时局造成巨大影响，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员的身影。5月，日本增强在华北驻军，中日关系火上浇油。

36年，蒋介石开始布置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5月12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留下“反共，反日，反独裁”的遗嘱后病逝。所谓的反独裁，明显是针对5月5日公布的强化蒋介石权利的宪法草案。6月2日，桂系在抗日以及遵循胡汉民“反独裁”口号的下发动“抗日反蒋”通电。然而桂系的实际行为不过是军阀的继续，抗日不过是口实。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下相当没有号召力。蒋介石随即决定了军事解决的强硬方针，但是最终和两广方面达成妥协，桂系屈服告终。蒋介石的个人权威达到顶点。

1936年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四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发表“团结御侮的若干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之宣言，主张建立长期联合战线，要求国共为首的各界，

1，承认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2，同红军停战，共同抗日；

对于共产党，在赞成八一宣言主旨的基础上，

1，停止对于中央军的袭击，方便国共议和；

2，红军占领地区，对富农，地主，商人采取宽容态度；

3，尽量采取措施缓和城市的劳资冲突。

8月10日，毛泽东即作出公开答复，

1，表示在中央军不进攻红军以及不妨碍抗日运动的情况下，决不攻击中央军及其他武装；

2, 苏区内的富农地主商人的保护问题上，已经将选举权被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工商业者；

3，积极参加抗日的军官地主，停止没收所有地和财产。

对于南方游击队，尚未能实行八一宣言以来的各种和解政策，以尚未传达到以及当地国军镇压激烈进行辩护，切望停止对游击队的讨伐行为，游击队也将停止游击行动。并且提出欢迎各界人士前往陕北苏区，保证人身财产安全。共产党的这种表态，当然博得了四领袖的好感。然而作为现实问题，共产党成立以来争取民众支持最大的武器在于其土地政策，如何在保证上述表态的同时能够积继续维持农民支持，是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激烈争论。7月22日发表了有关土地政策的指示，表面上作了让步，实际上仍然“内容革命”（章乃器语），双方观点仍有距离。在此后发给蒋介石的八月来信，以及共产党内部的九月决议中，虽然对“蒋委员长”仍然有不满情绪，均表示抗战无法避免，而此时蒋介石的措施同此前对比已经有所进步等等。联蒋抗日的表述已经相当充分。

对于国民党而言，虽然没有接受上述主张，也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难以避免，开始明目张胆地扩军备战，毫不忌讳刺激日本。10月22日，发动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11月12日，发生绥远事件，傅作义击败受关东军支持的德王伪内蒙政权军队；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一方面同阎锡山商谈剿共事宜，一方面对付傅作义进行嘉奖激励。此时在陕北，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剿共已经毫无热情，冷眼旁观中央军孤军作战。大约在36年春，东北军西北军开始了同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从共产国际返回的王炳南被杨虎城任命为国民党西北地方和平委员。此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要求积极剿共，再度引发国内舆论非难。11月23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此时国民还沉浸于绥远事变中“日军并不可怕”的喜悦中，对国民党的如此举动完全不能理解。12月3日，蒋介石从洛阳飞赴西安，亲自督战，要求三个月内剿灭红军。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为契机，西安连日爆发学生游行，人数达到数万，甚至有冲击张学良官邸蒋介石行营进行请愿之举动。张学良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剿共热情，连日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均被拒绝。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本来是国军预计下达统一进剿陕北苏区动员令的日期，爆发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