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932年下半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物价低落，工商业衰退，贸易不景气。1931年当时的对外贸易总额36亿元，1934年跌落到15亿元，为1920年以来最低。以此为基础的关税收入减少，不得不提高税率，并实施对米麦等新关税，波及大众。第五次反围剿涉及到的军费开支以及苏区的改造费用，给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单纯依靠海关关税税率的变更已经无法支撑。

这里顺便说一点国民政府对外交涉中的猫腻。表面上国民政府在同各国签订的条约中都收回了租界，领事裁判权，海关税率自主等，实际上确实如日本方面观察，具体实施中巧妙地满足了列强的要求。例如1928年10月同比利时签订的条约中确定了原则上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备忘录中又规定在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各国，半数以上放弃的情况下才生效；回收天津比利时租界的同时又将同样地区“租”给了比利时，租金为每亩一年1元。当时天津附近农田每亩地价15-20元，每年要交纳地租5-6元，天津市内的繁华地段每亩地价3000-4000元，每亩每年租金1元，这个“生意头脑”实在是好得很了。海关税率自主方面，以1930年签订的中日关税条约为例，日方承认中方税率自主，代价是日本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指定的某些商品要采取低关税，段祺瑞时代签订的西原借款尚无担保，要以中方税收进行担保，实际上承认了西原借款。根据1930年初华北棉商请愿团请愿时数据进行估算，一包（480磅）华北产棉售价31-32元，其中超过11元为税款，约1/3；而当时海关关税对于从印度进口的棉花，税率仅为5%，享有最高税率的烟酒等奢侈品不过27.5%。国民政府采取自主关税后奢侈品达到120-150%左右，一般商品仍然停留在7.5%的水平上。对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恶化，能够采取的唯有增税和借债。对烟草，火柴，水泥等增收统税，并修改盐税制度；1933年10月，“进退两难”（孔祥熙）的情况下发行了一亿元关税库券，此后每年成为惯例。国民政府的负债总额，当然年年上升。

1934年8月9日，美国公布了《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 。这对身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经济造成了直接冲击。当时中国银元的成色为71.5％，含银量为0.7555盎司，一银元合 0.34美元，折算起来每盎司白银＝0.449美元，因此当世界银价超过这个值时，就意味着银元有被熔化成白银出售的危险，其结果自然是银元的流通量减少。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其结果正如中国银行家和经济学者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10月15日，国民政府提高银出口关税，并采取其他措施抑制白银外流，然而鉴于国民政府脆弱的控制能力，效果甚微。根据中国银行1934年度的报告，上海的各银行所有白银从六亿两千万元跌落到三亿四千五百万元，全中国估计有六分之一以上的白银（16亿）一年间外流。上海倒闭的工商业企业，1934年510家，1935年1065家，贸易出口跌落到1920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国的购银政策对于中国脆弱的财政为落井下石，无法容忍。购银法案在中国引起的波折，细节请参照下面一篇文章，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433

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自然危及各种不平等条约下贷款的偿还能力。对此，涉及中国利益最为深切的英国亦无法坐视。1935年，英国代表里斯-劳斯途径美国日本来华。在同日本滞留期间，里斯-劳斯会见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外务次官重光葵等，提出促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安定时局，满洲国成立前中国负担的内外债中合适的比例，以及满洲国税收中一定比例总额大约一百万英镑提供给中国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债务的资金。总之，以满洲国负担过去中国债务一部分换取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对此日本的态度当然是不屑一顾。里斯-劳斯随即来到中国，访问各界政要后国民政府突然在11月4日宣布开始实行货币改革，以一元兑换1先令2.5便士的币值发行法币，禁止现银流通等等。其中虽然遭到日本方面的极力阻挠破坏，法币的发行意外顺利，事实上大大推进了全国的经济统一。以此为背景，国民政府开始整理内外公债。1936年2月，发行了14亿6千万元的统一公债，整理过去公债中利息过高部分；并发行了3亿4千万元的复兴公债。法币的发行，终于使得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金融财政的道路。虽然各地诸侯日本军方均有对抗破坏行为，至少在当时的舆论界好评如潮。

这里谈一点我对硬通货的粗浅理解。中国历史上最为通行的货币是铜钱，明朝以后转为白银。硬通货最大的问题在于本身是贵金属，具有价值。一旦贵金属本身价值超过币值，就无法避免被溶化的可能性，历朝历代对此严刑禁止但均束手无策。安史之乱后唐朝实行了两税法，原则上以钱币征收税收。因为当时化铜钱铸造有利可图，有最大利润可以达到3.6倍的记载，市场流通铜钱迅速减少，造成通货紧缩，所谓“钱贵物贱”，物价低落。对于一般农民总是要产出农产品到市场上出售后才能获取铜钱交付税收，实际负担上升。780年唐朝实施两税法后不过二三十年间，粮食价格下跌超过1/2，绢麻等下跌约2/3，如果照本宣科地以铜钱收税，农民实际负担达到原来的两三倍，自然要造成社会不稳定。此后中国税收一直在钱物之间摇摆，不过是硬通货本身矛盾无法克服的一个反映。某种意义上，由美国《购银法》引起的这一轮白银危机，算得上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硬通货本身矛盾难以克服的案例。当然纸币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容易被伪造以及滥发引起通货膨胀。天下到底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

法币发行前后对于中国政坛的最大影响，在于加深了对英美的信任，引发了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由美国《购银法》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为了寻求解脱办法保留外来援助的一切可能，也是国民党仍然同日本抱有一定程度的妥协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币发行后得到英美支持，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上升，亲日势力衰退。亲日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被暗杀。但是双方的对立并不绝对，毕竟当时对于蒋介石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剿共，也没有激化同日本矛盾，立刻开战的意图。1935年11月12日-23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最显著的变化在于蓝衣社和军方人士大幅度当选。国民党内部已经没有势力可以挑战蒋介石权威。12月初，蒋介石开始兼任行政院长。

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从政治军事两方面都还算不上事实上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为中国的经济统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自然要遭受日本的敌视。日本随之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分离工作。11月14日，迫于日本压力殷汝耕号称率领通州地区二十五县四百万人民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宋哲元的动摇倾向也十分明显。12月3日，何应钦北上同宋哲元会谈，同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决定采取行动阻止伪自治运动；8日何应钦屈服于日本压力，决定树立以防共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爆发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何应钦的方案得到南京行政院会议批准，宋哲元，万福麟等为委员，管辖冀察两省和平津的自治政权成立；12月16日，再度爆发三万人的学生游行，并有数万群众参加，坚决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国民政府被迫推迟原定计划，12月3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才事实上成立。倾向于国民政府的《北京晨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从来无视中国民众力量，而中国国民现在已经不是飞机大炮能够压服的了。1936年1月，平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的宣传队，积极下乡，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阶层。杭州，南京，广东，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纷起。不仅城市工人，农民也加入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尽管国民政府发布了戒严令，学生的抗日运动仍然争取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支持。马相伯等上海文化人，积极呼应学生运动。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示如今锐意组织民众同敌人作决死斗争，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35年12月21日，何香凝，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28日，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郑振铎，陶知行等三百余人发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月15，16日，蒋介石接见各地上京学生代表，极力陈述现在外交手段尚未绝望，希望不要为共产主义分子利用，言辞间指责救国会运动同共产党有暗中往来；2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治安维持紧急办法》，强化对学生运动的限制，遭到上海救国联合会的批判。3月，上海救国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除伪满洲国承认以外的“广田三原则”，论述发动全国民众力量抗日救国；即使是持反共观点的胡适，也在4月8日发表文章，认为日本以防共为口实进行对中国的侵略，反而增加了民众对于共产党的同情，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禁止伪自治运动。亲日论调逐渐消失，各方面议论都已经不惜对日本一战。抱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树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要求的赴京请愿运动有组织地发展起来，以5月31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为标志，达到顶点。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