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从洛阳回到南京。12月15日到23日，召开第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当时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以剿共为第一要务，对张学良虽然下达了防卫热河的命令，一方面又在极力避免刺激日军。在此前，国际联盟已经以李顿报告等表示了对中日纷争态度仍然暧昧，国内对国际联盟的不信任感增加。蒋介石一面坚持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同英美苏的接触。其中同苏联的恢复邦交工作，引人注目。

自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包括副领事在内的数名苏联人被枪决后，中苏关系十分不友好。九一八事变前的一系列中日冲突中苏联一度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也被反驳为“狡猾的苏联没有放弃对东北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有借助苏联抗日的企图，苏联有借助中国打破列强封锁的意愿，双方关系迅速缓和。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邦交。然而对于国民党，确认的外交方针仍然是在不刺激日本的范围内，同英美苏等强国合作，推进国内统一。三中全会上广东派等反蒋派别提出了批判国联，排斥日货，保卫热河等对日强硬方案，而国民政府的发言人则对外表示提案未被通过。最后采取了一些妥协方案，表示要彻底抵抗外侮，为此集中全国力量，安定内部，为了发挥民意力量确保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然而同表面上的强硬相反，蒋介石仍然把力量集中于剿共。33年2月13日，日本开始热河作战，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相当的抗日主张。蒋介石在剿共抗日之间立场困难，最后以张学良下野汪精卫复归，5月31日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而告终。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已经于1932年4月26日对日本宣战，但是对日美英蒋汪等一视同仁，当然并没有实现可能。32年间又通过了一系列抗日决议，仍然坚持左倾观点，例如在派遣干部奔赴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时就强调要夺取指导权，对当时在东北的由国军发展而来的抗日武装实际上并不信任。但是到了1933年1月以后，随着日军进攻热河，共产党的政策也起了微妙的变化。1933年1月15日，瑞金发表了抗日三原则：1，立刻停止对苏区的进攻；2，保证民主权利，即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自由，释放政治犯；3，立刻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并宣布如果实施此三原则，将同任何抗日武装缔结作战协定，准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虽然声明中仍然将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的羽翼进行指责，其变化引人注目。3，4月，又多次强调上述宣言，对国内舆论造成影响。陈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要求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北上抗日的问题。虽然并没有实现，国共两党立刻就投入了围剿反围剿的激烈冲突，国共之间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已经有了“星星之火”。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各级党支部发出所谓的“一二六来信”，虽然仍然强调马占山苏炳文等旧军人的对革命的敌视，对日本的妥协可能，要求尽一切可能酿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即使是有一定的动摇性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作共同斗争。对此在东北，一方面根据这个指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会，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将原吉林军将领建立的武装以及大刀会等视为土匪的倾向仍然很强烈，为此一直到34年2月都被瑞金反复“敲打”。在这种情况下到34年10月为止，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在共产党的主张下联合，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下辖7个军，另外有一个番号为红32军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南满活动。33年5月，冯玉祥召集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共产党员）等武装在张家口结成察绥抗日同盟军，发表对日抗战回复失地宣言。随着东北抗联以及一些抗日学生的加入，6月份发展为6万大军。然而冯玉祥的部队虽然积极抗日，从本质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反蒋军阀的性质，自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通过军事讨伐以及收买内部的孙殿英，冯玉祥最后妥协于蒋介石，8月7日取消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下野。继续抵抗的方振武吉鸿昌部9月被击败。共产党此时对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也没有积极评价，并未进行有效援助。

与此同时，民间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的风气高涨。1933年3月8日，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教会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加入者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杨杏佛，胡愈之；反帝反日非战大会的李剑华，陈望道；中华文艺同盟的鲁迅，矛盾，田汉；抗日急进团体的吴迈，中国大众文艺同盟的黎沛华，中共江苏省委员，基督教徒刘有谦，女子参政会的丁玲，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陈亚夫等等。自救会提倡积极抗日，要求，1，蒋介石亲往前线恢复失地；2，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以及提供军用物资；3，废除《危害民国治罪法》和出版法；4，没收“仇货”（日本商品）等。5月1日，自救会召开悼念抗日义勇军战死者大会，因为对国民政府有所非难，被遣散。此后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自救会本身基本上解散，但是抗日运动却伴随着全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发展下去。33年8月，英国劳动党代表马莱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达上海，为召集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做准备。宋庆龄等抗日积极分子为了大会积极奔走，并且试图将共产党代表纳入大会，因为得不到国民政府许可，9月30日以秘密会议的形式召开，有苏区代表参加。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中，赫然就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大会在谴责了德日法西斯的同时，批判了国民党，要求停止剿共战役。10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对此有以下决议，

“反战反法西斯大会的成功，并非我们任务的结束。......大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大会工作的群众基础，称为全党的迅速战斗动员。趁热打铁全力进行对群众积极性的组织指导，建立各地反战反法西斯分会。应该立刻在工厂，学校，兵营，码头等群众中组织分会小组，同时进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选出在首都上海的代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完成这个任务，将是对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力报复。”

仔细品味，这个决议虽然在文字上仍然强调同国民党的斗争，内容上完全是强调对“帝国主义”的反法西斯斗争。至少在共产党的下级基层，对于有组织的抗日运动已经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33年以后无论国共，对于抗日以及可能的联合，都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包括国共的社会各个方面已经是星星之火，发展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