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3日，中原大战获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焦点，并非不平等条约的废撤问题，而是约法（宪法）制定。11月18日，蒋介石以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掌握军政权力，31年1月1日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然而蒋介石的这个举动遭到国民党内部激烈反对。尤其是立法院长胡汉民，以约法的制定应该由国民大会进行，现在制定尚早为由拒绝进行约法准备工作。蒋介石于3月1日突然监禁了胡汉民，3日强行任命了11名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度招致国民党内激烈反对。

中原大战虽然以蒋介石的军事胜利告终，北方各省军阀割据形势依旧，并没有事实上服从于南京。此时蒋介石采取强硬手段，不但引起各地反蒋诸侯蠢蠢欲动，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反蒋的政治势力。当时蒋介石40万嫡系军队中，约20万被剿共战所牵制，不能任意调动。南京政府内部的反蒋派广东10万，广西6万，改编后的西北军5万，山西8万，总计拥兵35万。而同蒋介石关系相对良好的奉系此时同南京关系恶化，不愿服从蒋介石命令。蒋介石此时处境艰难，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在5月5日强行召开了国民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对此，蒋介石能够强调的理由无非是这么做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废撤以及剿共的必要性。因此蒋介石对内外采取了两方面的做法，一是对列强交涉异常强硬，二是连续三次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国民党虽然内部分裂互相征战，对外的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仍然在继续。尤其是内部征战混乱的时期，对外交涉态度反而更加强硬。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就发表演说，强调所谓“预定外交”，宣称作为外交顺序，今年改订通商条约，关税自主，废撤领事裁判权，明年收回租界以及内河航行权；现在已经实行了关税自主，正在进行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当时国民政府虽然回收了天津的比利时租借以及镇江的英租界，所谓的“预定外交”理念化色彩过于浓重。例如关税自主，不过是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主，海关关税管理人员仍然是英国人为首脑，大部分税款直接存入英方资本的香港上海银行的局势丝毫未能改变。1929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下令要回收领事裁判权，然而显然，当时这没有实现可能。1930年年底，随着中原大战的获胜，国民政府的对外姿态也有所强硬。10月13日，王正廷部长再度发表讲话，具体措施提出了收回汉口日租界等措施。12月22日，王正廷再度表示“（治外）法权的废撤，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忍耐。下定决心要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这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都是一定程度的刺激。

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自主关税法，试图增加1亿元的财政收入。6日，国民政府会议决定了当年度的外交目标，1，外国驻军的完全废撤；2，治外法权的废撤；3，天津，汉口租界的回收。2月20日王正廷部长对国内外记者表示，再度强调决心，现在领事裁判权的废撤问题上不采取过激手段，如果问题拖延，中国将不得以采取友好交涉以外的措施，并希望避免这一幕发生。2月25日，国民党中央外交委员会对外交部下达严命，要求绝对放弃妥协外交。3月1日，蒋介石监禁胡汉民，意图强行召开国民会议后，对于外交成果的期望大幅度增加。而没有适当手段进行交涉的王正廷除了反复要求列强无条件奉还外，毫无办法，苦不堪言。

3月25日的中央政治会议再度要求外交部排除同列强的妥协倾向，通过《中国在住外国人诉讼审理整理办法》。王正廷在4月10日通告列国，如果5月5日前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将停止交涉。5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治外法权交涉，上述办法将在32年1月1日实施。5月9日，蒋介石在“租界回收”，“关东军撤退”等狂热的气氛下登上国民会议会场，发表赞成不平等条约的立刻废撤的演说，13日在全体的鼓掌中通过了相关决议。

不言而喻，以上的所谓“革命外交”对于列强，尤其是日本为强烈刺激。然而同舆论上的狂热相反，实际执行情况复杂微妙。至少对于政权的担当者，完全没有采取“友好方法”以外之手段的意思，尤其对于民众以及下级党员可能采取的过激政策，采取了尽量避免的态度。对此，外交部长王正廷曾经向蒋介石提出过具体建议，认为现在外交上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同各国关系恶化”。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维持在军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45%，外债偿还抵押部分略低于40%的水平上，穷困潦倒。为此，蒋介石，宋子文，胡汉民，孙科，王正廷等国民党要人虽然政见不同，都不得不为获得美英贷款奔走。当时要人间的电报反复提及如果贷款无法得到，将不得不发行八千万元的短期国债等等。国民政府预定海关税收能够增收一亿元，寅吃卯粮。然而1931年的财政预算有一亿五千万的赤字，根据1930年11月上海银行团的调查国民政府内外债总额13亿元，美英资本当然不会简单融资。对此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刺激英美，不可避免地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同表面上的强硬态度相对，国民党内部一直采取巧妙措施同列强妥协，外电对此也非常清楚。满铁的《满蒙事情》在评论国民政府制定的外国人诉讼办法时就提到，

“同条例在司法部和外交部的草稿上进行了相当大的修订，言辞中巧妙的编入了到目前为止（治外）法权交涉中英美等国的主张。而且第十二条中，明言不会立刻适用。......对此，本条例既不会招致各国反感，对国民又能有所交待，体现了其国民政府的苦心。”

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对此事实上同样心知肚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并未能改变军阀林立，事实上对南京的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抗命。各派之间经常以此为口实，攻击南京在强硬的革命外交下软弱无力。张学良，王正廷，陈友仁等人的互相指责，不过是其中一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突然监禁了胡汉民，再度引发国民党内部政治势力分裂，甚至波及南京内部。1931年5月3日，广东广西军阀联手发表两广独立通电，汪精卫，林森，陈友仁等政客，唐生智，许崇智，张发奎等军阀迅速与之合流。即使是南京政府内部，孙科等要人也加入了广州方面。5月5日，蒋介石强行召开国民会议；5月28日，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对此各方的态度，基本上是观望。例如虽然不是蒋介石嫡系，但是同蒋介石关系相对密切的十九路军，就拒绝蒋介石讨伐广州的要求，仅同意参加剿共。北方的老对手冯玉祥阎锡山也蠢蠢欲动。蒋介石的地位一时间显得岌岌可危，不得不要求相对友好的奉系配合，甚至同意奉系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南京奉系之间在争取美国款项一事上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利益并为完全一致）。5月31日，广州政府宣称国民革命的最大责任为剿共和反蒋，两者实质上精神一致，共匪祸害实为蒋中正所育成，剿共即讨蒋，讨蒋即剿共；有意利用宁粤对立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张学良，6月1日因为“重病”住院北平；6月9日，蒋介石以后事嘱托给奉系后，亲自率军南下，以剿共为口实监视震慑广州；6月12日，东北军从奉天派兵三万南下，尽管张作相等人因为东北日本威胁增大反对削减东北防卫力量，从国民党内部的情势判断，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外交上不合常规的强硬态度相对应，蒋介石于1930年底开始发起了剿共战役。1930年4月红军已经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恢复实力，约有红军6-7万，赤卫队10万，以及其他各种游击队。装备大致为步枪4-5万，机关枪数百，火炮百门左右。1930年6月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举动失败后，损失20-30%，到1930年底又有所恢复。虽然看上去不是了不起的军事力量，1931年1月为止的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两个师被歼灭，大量物资被缴获。第十九路军提出的意见书中认为，红军的胜利原因在于军纪的良好和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此时国民党内部急需政绩战果来获得支持，31年3月就开始部署第二次围剿，5月战斗大规模展开。然而5月29日为止的战斗，国军被歼灭五个师，再度失利，福州震动。列强为了防止共军乘胜进击出动了军舰。6月，蒋介石再度集中三十万兵力，开始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对苏区前后进行了五次围剿，战术风格大不相同。第四次和第五次均采取堡垒战术稳扎稳打，而前三次都采取了长驱直入，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某种意义上剿共上的“左倾盲动主义”战术。从31年国民党四分五裂，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必须要有过硬的战功政绩看来，这实属迫不得已，并非偶然。而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另有深层含义。期间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就表示，

“7月24日早晨，下达了第二次总攻击命令，各路一起进击共匪，8月中应该能够剿灭。然后预定将力量转入讨伐广东。”

然而红军的战斗力超出蒋介石想象。一直到9月初，以卓越的游击战术进行周旋，击破上官云相，韩德勤等部，缴获步枪两万。

1931年夏秋，国民党四分五裂。广东自立为王对抗南京，蒋介石以为作秀的剿共屡战屡败，张学良为趁机捞取华北地区实权不惜同南京翻脸以及削减东北防务力量，这对于日本已经是一种足够的诱惑。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