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结束后的南京政府，由于军费开支等等不堪重负，裁军并且制定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成为当务之急。1928年7月，决定废止厘金（地方税收的一种）；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推行盐税新制度，新税率关税。海关税收原本只占国民政府收入的不到5%，实行新税率后立刻增长到1/4左右。但这对于南京政府而言，颇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味。由于对于各地军阀缺乏实际控制权限，地方税收不能流向中央趋势明显。按照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报告，1928年度财政收入为4亿3千万元，1929年度预计收入为4亿5774万元，其中1亿为外债担保部分。扣除外债担保部分后的实际所的3亿5千万收入中，2亿6千万为军费支出，占74%。同时，估计有1亿1243万元的收入被地方截流，未能流向中央，包括9千万的地租收入。虽然国民政府宣布废止厘金，鉴于实际情况估计不会立刻废除，预算中仍然估计了7628万元的厘金收入。这笔钱中央政府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全部流入各地方军阀的腰包。总计一共有约两亿元的收入流入了地方军阀手中。因此扩大海关等能够切实控制的财源，削减地方税收（军阀财源）对于南京政府为当务之急。当然对于地方军阀而言，这种方法完全不能接受，厘金实际上并没有被废止，而取代厘金设置的各种其他税收也纷至沓来。

1929年1月1日到25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出席者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代理张学良的王树常，李济深等二十多人。首先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作了眼下财政情况的详细说明，强调财政危机，要求，1，属于中央的税收全部由中央集中；2，中央财政不得受地方人事行政干涉；3，地方军队的驻扎移动要经过中央许可。对于上述要求，各地方军阀也无法提出公然反对。

国军编遣大纲共17条，规定全国两百万以上的军队裁减为80万，军费控制在财政收入的40%以内（1929年，1亿8千万）。汉口，开封，奉天，广东等地的兵工厂禁止制造新型武器，地方将领的政治影响也将逐渐削弱。以上的决定对于各地将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立刻遭到反对和不满。早早在29年2月，桂系即开始反蒋。国民党陷入新的一轮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带来的后果自然是各地苛捐杂税的上升，货币滥发，通货膨胀。根据1930年1月华北各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棉商请愿团的请愿，棉花100斤的相对税收，清朝为银一钱五分（7钱相当于一元换算，约0.2元）；民国初年为3钱，0.4元；奉系开始为6钱，1元左右，张作霖时代增加到2元，而三民主义政府为2元60钱。在天津出现了华北当地产的棉花，每包（480磅）31-32元，而印度产的棉花每包28-29元现象。当时海运，从纽约到天津每包运费不过1.5元，也就是说印度产的棉花作环球旅行后仍然能在天津市场上同本地产的棉花竞争的咄咄怪事。财源紧迫的南京政府滥发公债，到1929年底已经发行各种公债16种，总额达44亿7800万元，相当于国民政府10年财政收入，为北京政府（北洋政府）15年间发行公债总额的209%（以上数字均仅限于中央政府，并未包括地方军阀擅自发行部分）。1930年1月，再度发行所谓“裁军公债”7000万元，同时宣布增兵三个师，开始募兵工作。阎锡山立刻作出对抗行为，宣布增兵四个保安大队（师）。到了1930年2月，根据当时在华日本军方估计，除去贵州云南四川军队数目不详，各派系军队至少有140万人，其中中央军36万8千，奉系24万2千，桂系5万，冯玉祥的西北军16万，阎锡山15万。加上其他杂牌军队以及被低估的可能，中国当时各军阀拥兵2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军队为背景，30年3月爆发中原大战。

北伐成功后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南京政府对外交涉态度的硬化。谭延闿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外交问题建议案”，就是典型的一例，要求迅速实行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以及租借地等。28年7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该订不平等条约的决定，7月7日发表公告。其主张为，1，到期的条约自然废弃，缔结新条约；2，未到期的条约经过各种手续接触，重新签订条约；3，对于到期而尚未签订新条约的国家，采取合适的临时办法。同时发表的临时办法包括，1，废除治外法权；2，外国人负担纳税义务；3，关税自主等7条。蒋介石同时宣布，三年内将达成上述目标。

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实际上并未真正考虑三年内达成上述目标。1928年12月10日在中央党部发表的演说中，蒋介石表示，

“外交得以改善，这完全得益于北伐的成功。然而不平等条约尚未能取消的原因，在于国家尚未能充分统一。”

“外交是基于实力行使。国民一致团结，国防准备充实，外交自己就可以胜利。”

“类似于共产党那样张贴标语空喊口号，以一部分民众游行进行外交，这样冲动的方法完全不可行。......我们的外交上，可以列举以下民众的弱点。1，民众没有纪律，不听从党的指挥；2，民众没有真的爱国心，缺乏持久力。”

同一演说还表示，真正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大概要等待5年甚至10年左右。在蒋介石其他的演说中，也表示不平等条约的完全废除，应该等待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多15年。对于13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而言，这大概算得上是一个准确的估计。而现在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将引起列强联合干涉等等。这种思考方式逐渐得到国民党内部认可，1929年3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

既然避免同列强的正面冲突，剩下的手段无非回到了利用列强的矛盾进行周旋，“以夷制夷”的老路上。这并非什么新鲜东西，自从清政府的李鸿章开始，到北洋政府的袁世凯等，都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李鸿章曾经为《马关条约》求助于英法俄德，英国毫不关心，在俄德法的周旋下要回了辽东半岛，也付出了3000万两的白银。同时，被俄法德等趁机大肆要挟，丧失了包括内地在内的中国主权。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也进行了“殊死抵抗”，结果仅仅取消了意图全面灭亡中国的第五条，对于其他日方要求，列强并没有十分的关心。蒋介石如今重蹈覆辙，立刻就尝到了苦头：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努力顿遭挫折。1929年国民政府收入四亿两千多万元，比宋子文的估计略有减少，但差不多；军费开支占46%左右，2亿元，也差不多；但是由于不平等条约欠下的外债抵押部分支出高达38%，大大超过原来22%左右的估计。两项支出已经占据国民政府收入的85%左右，加上其他的各项支出，真正投入发展实业的资金不过收入的1%。如果说国民政府北伐的初衷在于打倒军阀完成统一和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到此不但完全失败，自己也被这两处束缚住了手脚，成为沉重的负担。看到这些数据后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不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真的能有好日子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