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开除蒋介石党籍。蒋介石也作出对抗，在南京树立南京政府。但是1927年6月22日在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会议上，蒋介石强调财政办法的重要性，今后六个月需要军政费用一亿两千万元，其他费用六千万元，共一亿八千万元。现阶段已经预计收入为四千万，其余一亿四千万，大部分希望为各省负担。然受6-9月三个月，每个月的实际收入不到一半，盐税8.3%，其他税收2.7%，外汇兑换收入4.4%，各省送交中央的财政收入仅仅为1.6%，76.2%依赖于公债和借款。1928年，各省送交中央的款项仍然仅占收入的6%。借款自然只能找“财主”借，要么是民族资本家，要么是列强，相应的就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在政策上对其作有利调整。英国方面在1928年的报告中也提及，1925-27年通过罢工等取得的所有权利均被废撤。5月22日，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派往日本的使者蒋方震刘厚生。赵括手中只有日本方面资料，但是作蒋介石同时加强了同英美法等国的接触的推测，恐怕合情合理。

27年4月，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短期内田中首相仍然沿袭上届内阁的“币原外交”政策，4月26日拒绝了英国的华北出兵要求。此时国民党已经分裂，南京走向反共，武汉仍在动摇，如果对日本的满蒙特权予以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于日本并非一个不可以接受的存在。5月22日，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接见了蒋介石派往日本的使者蒋方震刘厚生后，对于蒋介石的期待明显加强。对于田中首相，以同意蒋介石统一为代价，要蒋介石承认张作霖为东三省首脑，保证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宁汉对立的同时，双方都派军队继续进行北伐。但是武汉的动摇中，反共浪潮波及武汉附近。5月17日，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攻击武汉，被叶挺部击退；5月21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共产党员以及农会成员被捕，大多数被处决。6月，随着武汉南京冯玉祥等各地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中原，几方面的联系也活跃了起来，反共倾向明显。对此，共产国际召开了会议，做出同国民党左派积极联合的同时，积极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掌握革命主导权等决议。对中国实际情况并不清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伊将武装五万工农的指示通告汪精卫后，武汉彻底走向反共。6月23日，武汉政府宣告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归于国民党。对此共产国际做出所谓“七月决议”，承认革命部分失败，要求共产党员以退出国民党进行示威。7月12日，共产党发表宣言，明确独自行动态度；7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27日宣布同共产党绝缘，罢免共产国际代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国共决裂。

武汉走向反共后，宁汉合流成为自然的趋势。然而国民党内部纷争错综复杂，27年5月以后军阀割据，互不买帐形势已经初见规模。7月17日，武汉派的张发奎以及程潜，朱培德等人揭反蒋之竿而起东进，唐生智立刻呼应，威胁南京背后。冯玉祥对局势也采取观望态度。此时蒋介石当然无法抵抗孙传芳张宗昌等的反扑，丢失徐州，南京告急。唯一支持他的桂系于8月8日发表声明，要求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8月1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13日于上海发表下野声明，表示以下愿望：1，武汉的同志聚集南京，不要再听取挑拨离间；2，湖南，湖北，江西的武装同志立刻参加北伐；3，武汉当局表示诚意，彻底讨灭共产主义者。9月28日，蒋介石赴日。

四一二七一五虽然宣告了国共破裂，出于种种原因国共双方均保留了一定的妥协余地。国民党内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程度同情的人士为数尚不少，而对于国民党内各派系而言，共产党虽然被“清党”，其实力仍然不容忽视，作为党内争夺的工具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最典型的为张发奎，对于南昌起义军没有作积极追击，27年11月共产党还曾经利用这一点争取到他释放了七百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滑稽的是，张发奎是打算以此举增强汪精卫在党内的发言权，结果造成了当时正企图同蒋介石和解的汪在党内地位的尴尬，反而成为了他不得不辞职下野的一个原因。12月2日，为此国民党下达了对张发奎的讨伐令，12月10日汪精卫下野。

作为共产党，此时也并没有采取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等人就否定了彭湃毛泽东等人的激烈意见，采取了仅仅反对大地主，不反对中小地主的政策。但是作为现实问题，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无法区分，仅解放大地主的雇农而不解放中小地主的雇农也不合理，实际执行中既损害了地主利益又争取不到农民的支持。一直到南昌起义后的八七会议上，在其他各项政策均有左倾冒险主义烙印的情况下，仍然确定土地改革不涉及200亩以下的小地主。结果，共产党无法获得农民支持，各起义军纷纷被击破，难以立足。一直到11月9日，中共中央才确定了包括小地主在内的彻底的土地革命路线。然而同时又决定了在大城市的冒险起义行动。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不久后即被镇压。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但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处决，苏联领事馆也遭到搜查，包括副领事在内的几名苏联人被处决。此后国共双方彻底对立。

回顾一下这一段国共分裂的历史，首先如果说是国共分裂，我觉得这个定性并不算特别合理。此后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比如宋庆龄郭沫若等人有不少事实上跟随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右派人士，即使是陈独秀这样的首脑，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这一段历史，也许成为左右的分裂更为贴切。经此洗礼，从政策上而言国共两党都已经不是当年的国共两党了。其次，蒋介石和毛泽东一开始在国共两党内部并没有特殊地位，此后在各自党内也均曾几上几下，而最后成为了国共两党的领袖。两人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我想应该是政策上的彻底。蒋介石反共彻底，毛泽东土改彻底。而大革命时期的中间派，如汪精卫陈独秀等人，要么地位下降，要么干脆被人们所遗忘。虽然两党之间也曾经有部分人士试图达到妥协，均以头破血流而告终。这不过说明了双方的矛盾，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当时社会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而已。

28年，随着蒋介石复归，北伐重新开始。蒋介石将北伐部队分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别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东北易帜等，6月8日北伐军不战而下北京，形式上完成了统一。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墓地前报告北伐完成。然而这个统一，味同嚼蜡。蒋桂冯阎随后爆发大小战乱，演变为中原大战。即使是对蒋介石比较友好的张学良，实际上并不遵照蒋介石号令。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造成反蒋势力全面崩溃，即讨价还价：1，中央支付一千万军费；2，战后黄河以北为奉系控制；3，中央启用奉系人士，部长级人物中四人为奉系推举。日后在中国外交界大出风头的王宠惠顾维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奉系人士启用的。张作霖的奉系从关内撤退到关外时，大肆攫夺关内财产。火车车头攫取四百多，车皮五千多，造成关内各铁路沿线全面停运。一直到客车勉强恢复正常运营，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到1929年底为止，奉系奉还了其中的大约10%，基本上是有所损毁的部分。30年，使用这些运输工具的铁路出现过北平到天津之间当时3个小时车程，在廊坊机车出现故障，不得不紧急加派，加派的机车尚未到达廊坊又出现故障，不得不再次加派，前后3个机车，6个多小时方才到达北平的状况。同时，国民党北伐仅仅是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对于军阀的实质并没有触及，各地军阀一个师，旅乃至团就敢在驻地随便征收苛捐杂税，情况依旧。成都到重庆一千华里出头，有各种关卡五十多处；按同时期日本商人给国内友人的信件，山西产地一吨3-8元的煤，正常情况下一吨运费3元多，到了北平卖到28-30元，其中门头沟到北平城内即被各种关卡加价3元23钱。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中也提及，至少两亿元的收入被各地截流，未能上缴中央（29年国民政府全部收入4亿2千万）。北伐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此，蒋介石实际上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927年12月10日，回到国民军总司令位置上的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的信件中就表示，

“过去的经验表明，对军阀和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恐慌。打倒军阀已经没有疑问。即使承认共产党的声望和过去比强大了，有所阴谋，我们积极进行清党，在青天白日旗下，早晚都会将其清除。国民革命最大的敌人，不是军阀，不是共产党，而是将领同志们轻视中央，政客暗中活跃。”

有趣的是，这个最为重视的党内团结，在大陆蒋介石一直就没有得到过。一直到共产党代劳帮他收拾掉了所有的其他派系部队，他才在台湾省勉强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