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朋友问起北洋政府向列强贷款并且抵赖的问题，这里对赔款贷款顺便做一个简介，方便大家理解列强的对华政策。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各种赔款贷款协定已经签了三十多，无法偿还，陷入借新债换旧债的死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败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上后来“还辽费”以及“威海卫守备费”一共赔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同日后的《辛丑条约》分39年支付不同，日本要求立刻支付（目的在于获取外汇储备，建立现代化的货币制度），而当时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七千万左右，显然无力负担，为此不得不寻求外来援助。1906年俄法联合通过所谓《俄法洋款合同》向清政府贷款9051万两，作为对抗英德联合向清政府贷款9762万两，均以海关关税为担保。除去经济负担，两广云南的矿山为法国资本优先，税务司聘用俄国人，并在1896，1897年继续和沙俄签订了东北铁路专营，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铺设等协议，铁路沿线有驻军权利，沙俄势力自然渗透到东北华北。此后的德国强租胶州湾，英国进一步攫取扬子江流域经济特权等等都与这些贷款协定有关。清政府早已丧失偿还能力，作为交涉对象的列强对此仍然“大方”，当然不会白给。此前列强的势力范围不过局限于沿海各地，此后深入内地，加上税率不自主，中国成为列强商品的倾销地。此后中国虽然经历辛亥革命，实权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攫取，各种不平等条约依旧。1914年度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注意这个数字仅仅是贸易赤字部分，还没有包括关税担保部分。按照1929年的资料，总额三亿一千万元的海关税收中两亿五千万直接存入外资银行，中方根本拿不到；1929年国民政府全部财政收入为四亿两千万元左右，还有超过38%要作为对外贷款的偿还抵押支出。虽然这些数字并非一夜之间达到的，很显然列强从中国攫取的仅经济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赔款借款本身。我丝毫不怀疑列强对于袁世凯等人的“赖账”行为实际上并不介意（表面上的姿态还是要做做的），只要能保证税率不自主，关税不自主，租界治外法权等特权，借款本身不过是一笔小钱，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即使是《辛丑条约》，规定39年付清，连本带利约9亿两，平均一年两千多万，和一年三亿多的贸易赤字相比的确是小事一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一个发展的良机，但是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下的不利地位并没有改变。随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必将受到巨大冲击，可想而知。我手头没有中国的详细资料，拿日本资料做一个类比。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外贸易一直是逆差，日俄战争欠下的18亿内外债务有增无减，到了1914年日本欠债25亿日元，其中外债部分15.2亿，外汇储备三亿多日元。随着大战爆发，1915年以后协约国军火订单蜂拥而至，日本大发战争财，外贸一跃成为顺差，到1919年外汇储备超过19亿日元。但是随着战后欧美列强卷土重来，日本再度陷入贸易逆差，连年赤字，到1929年外汇储备仅存九千万日元。对比一下中国1919年贸易逆差一下子缩小到1914年的6%左右，这一点上中日两国还真是“一衣带水”。战后随着各国资本卷土重来，受到的冲击恐怕同样要“一衣带水”了。

社会动荡自然造成了各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中国大革命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1920年到1927年，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也相对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实际上破产，虽然通过巴黎和会制定了凡尔赛体系，英法表面上保证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经济财政上无力负担。一直到1924年美国资本大举援助德国复兴，欧洲局势动荡不安（这件事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日本由于经济负担沉重，以及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对外政策一直举棋不定。一方面有为了摆脱困境再度进行扩张的意愿，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困难而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因此对华政策执行的基本上是后来被称为“币原外交”的确保在华各种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相对妥协路线。当然，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放弃在华特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接受的。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不久，从莫斯科返回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目的。这个指示很显然，同马林的个人经历有关。马林，荷兰人，曾经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印尼活动，帮助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共产党员（第三国际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当地政治团体进行活动，是他在印尼亲身体会过的事情，达到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个方针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个严重的话题，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1923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勉强超过半数，通过。马林和共产国际对此的影响，不言而喻。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资料：

“1922年8月，总理（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共产党员陆续加入本党。首先加入的是李大钊，介绍人张继。李大钊当时对孙中山表示，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不能退出，这有没有影响。孙中山回答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一方面保持第三国际成员身份，一方面加入本党不就可以了。”

对于孙中山而言，共产党员只要承认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服从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加入国民党不如说是有利的支援。此后国共合作的风气形成。1923年8月，为了研究苏联的军事政治路线，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赴苏联。1923年11月，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在演说中，孙中山作了以下讲话：

“到目前为止的三大事业（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战争）都没能达成革命目的。......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是因为本党力量欠缺。缺乏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不是别的力量，是人民的心力。......对于革命行动，缺乏人民的心力，将无异于无根之水。”

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就任国民党一些重要位置。24名中央委员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三名共产党员；15名中央候补委员中，有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员。林祖涵就任党农民部长，谭平山就任党组织部长；军政最高顾问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外交方面主要有,

1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如租界,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关税管理权等等;

2 自动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以及破坏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

3 中国和列强签订的诸条约,凡有损中国主权均予以审查;

4 中国所借外债,在不损害中国政治经贸利益的前提下,保证偿还。

上面已经分析了，对于中国而言借款本身并非大事。第四条虽然有对列强妥协意味，相当有限。另外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以苏联资金为基础建立后来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第一期学生五百名。此后苏联武器大量运到广州，武装广州国民政府。苏联派出军事代表团，首脑为化名加仑将军的布留赫尔。军校重视军政两方面教育，1924年10月即爆发买办陈廉伯等人的雇佣军同广东国民政府的冲突，军校的学生军前往镇压，成功解除对方武装，初次显示威力。1925年，东征陈炯明，广东国民政府事实上控制广东全省，军队发展到8万。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工农运动的支持，并非简单停留在口头上。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6月香港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广州工人的罢工行为，同时举行罢工，遭到英国方面镇压，引发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到1926年10月，长达16个月，其间徒步返回广东的工人约10万，罢工工人总数超过25万。广东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密切配合。廖仲恺等发表讲话，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对英经济绝交，为了对抗英方对工人的镇压姿态反过来封锁香港，香港顿成“臭港”，渐成“死港”。按照英方发表的调查结果，1924年8-12月每天均有160-240艘英国商船往来的广州港，1925年同期最多不超过27艘，最少只有个位数，其经济损失可想而知。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对罢工工人进行财政支持，对返回广东的工人进行妥善安置。在政府的允许下，工人拆除赌场烟馆改造成工人的宿舍食堂，并且组织了强有力的纠察队。东征陈炯明时，农会组织已经在彭湃等的领导下扰乱陈炯明后方，牵制作战。东征胜利后，各地农村实权落入农会手中。

这里对关所谓的“代表某一阶级”的说法略加评论。这并非简单的说说而已。以广东国民政府在上述行为，即使声称代表全中国各阶级阶层利益，大资本家，买办和地主阶级就不会认同这个说法，而工农当然会认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政府。实际上在上述运动中，虽然各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民族经济上有共同点，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在列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下，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提出了17项妥协条件，单独停止罢工，违反抵制英日货的约束，削减对各地罢工工人的救济金援助（当然此前有一定支持），强制复工。各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上有分歧，一目了然。作为真正要进行政治行动的政党，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情况下是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代表“共同利益”的。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并非单纯的主观论断和政治口号，而是政党在政治纲领和政治行动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