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看到的各种资料中，对中国的资料一直是赵括最为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把有关中国大革命，基本上是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到抗战爆发的资料做一个整理，看看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里面不少资料详细，超过赵括在国内的接触。不少观点以国共以外的第三者，以及中国的对手的角度看过来，确实有新颖的地方。这里重点放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做辅助介绍，并非因为我对国共两党有任何观点，而是因为当时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势力较弱的一方，不被日本重视，资料相对缺乏。这个系列的资料基本出自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八九卷，朝日新闻社出版《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同台经济垦话会出版《近代日本战争史》，作者均为日本各大学教授级别人物，内容可信。其中夹杂一些赵括的感受，也不敢藏私。大家不妨作为一家之言，予以参考。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去割地赔款外，税率不自主使得中国成为各国产品的倾销地，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以1914年为例，贸易逆差达到三亿一千万两。《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辛丑条约》赔款将近五亿两，按照这个估算每两年中国就要赔出去一个《马关条约》加《辛丑条约》。即使在将来的对外交涉中能够避免割地赔款，不推翻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种种其他限制，中国的振兴显然没有指望。这第一个契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到了1915年就跌落到三千五百万两。此后逐年递减，到1919年仅仅为一千六百万两。一目了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丧失了对华物资输出的能力是重要原因。其间虽然伴随着日美对华物资输出的扩大，这毫无疑问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个发展的空间。民族资本首先在纺织，食品，火柴，烟草，染料等行业中兴起。以棉纺企业为例，纱锭数由战前的83万增加到战后的165万，翻了一番。伴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大，中国的工人数量也由1913年的65万，增加到1919年的两百万。虽然是非常不严格的统计数量大大增加确定无疑。尽管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小时，而且工作条件极端恶劣。按照1924年的《上海工商局报告》，纺纱童工中不少只有六七岁，旁边堆放的棉花中时不时地能看到童工在那里打盹（即使如此，按照北洋政府的法律，罢工被严禁，其“开明”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人的实际人数恐怕被低估。民族资本虽然对于后来的工农革命持反对态度，对于抵抗外来资本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点中国各阶层均有一致利益，民族资本也并不例外。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中日本强迫中国代表接受1915年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这里说一点有关二十一条的轶事。二十一条的背景是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寻求日本支持，出卖国家主权而达到个人野心。滑稽的是，当二十一条签订后因为预计到称帝将引发中国政局动荡，不符合列强利益，反过来“以日本为首”联合英美法等列强对袁世凯进行“劝阻”。袁世凯称帝后不出所料，各地反袁运动蜂起，袁世凯立刻被列强抛弃，83天之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忧郁病死。袁世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复辟帝制除二十一条以外另给中国欠下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债务（甲午战争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赔款，折合3808万英镑）。为了显示“民愿”组织了各种请愿团恢复帝制，其中甚至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赵括有个习惯，喜欢在一些可以优哉游哉的饮食店看书，看到这里时忍不住噗哧就笑了出来，把旁边的人吓了一条，还不得不道歉。妓女乞丐至少还能为自己挣到点收入，而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最后一无所获众叛亲离，落得的这个下场还真不如妓女乞丐。看看袁世凯和汪精卫的下场，这年头，卖国贼恐怕是最为艰难的职业之一了。

五四运动，值得注意的并非简单的学生游行示威。此前屡次有学生被捕被警察打伤，都没有引发事件的扩大。而当六月三日学生在东安市场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时，再度遭到警察逮捕取缔，抗议浪潮立刻引发到全国以及其他各阶层。六月五日，上海交通行业罢工；六七八九日，一连四天上海各阶层罢工罢市，除去大众饮食店以外全部停业。北洋政府随即在六月十日屈服，罢免三名卖国贼（五四运动爆发后三人曾经提出过辞职，被“挽留”），六月二十一日正式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胜利达到目的。

至于五四运动意义何在，这里首先说一点个人的感触，不少朋友提到过解放前农村的地主生活如何“落魄”，如何惨淡经营如何勤俭节约，并试图证明什么。在赵括的眼里，这首先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固守传统农业已经没有出头之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首先要完成的必然是工业化，否则在国际竞争中没有获胜可能。从这个意义而言，说五四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显示力量，这个话固然不错，另一个角度看工人阶级总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出现的，说是中国的现代工业第一次显示出政治力量，恐怕是非常合理的结论。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相辅相成，总是同时崛起的。虽然二者的立场并非一直统一，时有对立，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中国政坛，引人注目。此后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在这两种力量的成长下成为可能。对此，认识最为深刻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

自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以来，孙中山所策划的讨袁护法等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开始时，孙中山对此并无特别关心。但是当北洋政府被迫答应民众要求，撤职三名卖国贼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后，一直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却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6月，即发表讲话，认为民众的力量超过枪炮几十倍几百倍；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时，也宣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思想界空前大变动。为了获取革命成功，也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变更。”同时，伴随着苏联的第一二次卡拉汉宣言，宣布废弃此前沙俄时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巨大冲击，孙中山开始认真考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沃伊秦斯基来华后，即在李大钊的陪同下拜会了孙中山。按照他1925年的回忆，见面后孙中山连中国式的礼节都完全忽略了，单刀直入问起十月革命的情况。双方交谈不久后话题转到辛亥革命，而告别时孙中山再度谈起了十月革命。同时，孙中山询问了为了保持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能否在满洲设置强有力的电信局。1921年12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度拜访了孙中山。马林在会谈中表示，为了进行中国革命，1，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政党要同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进行联合；2，为了以武力保卫革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军官学校。孙中山询问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详情，与自己执笔的《实业计划》大同小异，对于马林的谈话有强烈共鸣。这次会谈基本上定下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基调。1922年，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约菲来华，再度会晤孙中山，发表共同宣言。宣言中表示，1，废除不平等条约；2，北满铁路中苏共同经营；3，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另来宣言中还声称，现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不可能，中国的紧急课题在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苏联将对此进行热心援助。此后国民党同苏联的接触，立刻热烈起来。

1923年，孙中山在接见美国纽约时报特派员布洛克曼时，表示（手头只有日语版本，反过来翻译，并非中山先生原文，请大家见谅）：

“如果列强改变对华政策（势力范围的划分政策），中国可以不经战争而统一。......中国民众愿意统一。但是各国扶植的政府在我们之间造成分裂。”

“我为了打倒北京政府，......愿意同任何人携手。我们对于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列强获得援助已经失去希望。对于南方（广东国民政府）的我们愿意进行援助的，只有苏联。”

对于日本，孙中山曾经因为清政府以及北洋政府的通缉流亡他国，在日本生活多年，有不少故交，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期望。1923年在对日本的政治家鹤见佑辅时表示：

“最近知道了苏联是对中国值得信任的国家。......然而，我们对日本并未绝望。为什么，我个人热爱日本，对逃亡时代时给予庇护的日本人抱有谢意。......日本应该放弃西洋流的错误的对华侵略政策，停止对北京政府的援助，从满洲撤退。做不到这一步日本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感谢，中国人民将以怀疑的目光注视日本。”

同一年，为了改变日本对华政策，孙中山给他在日本流亡时私交深厚的犬养毅去信，表示：

“苏俄是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救星，作为强权也是劲敌。......现在亚洲人民遭受的压迫远甚于欧洲人民，因此为寻求救助是非常切实的事情。亚洲现在还没有能够帮助弱小，伸张正义的国家，因此只能寄希望与苏俄。......我们希望日本深思熟虑，对事态进行处置，不要再犯错误。切望。”

犬养毅没有回信。

这里插一句，孙中山亡命日本时得到日本友人资助，继续革命事业。在东京的京王线上有一站叫久我山，那里有一位帮助过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的日本人故居，现在在故主（已经过世）的希望下被改造成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宿舍。赵括学生时代曾经申请过那里的宿舍，虽然没有成功，在里面看到了故主同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合影，相当震撼，当时注目良久。因为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行礼，稍微鞠躬略表敬意。犬养毅作为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既然当年能够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看来并非不可救药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个人私交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对于孙中山的这封信，大概也只好装聋作哑。